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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踢到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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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安德烈的话并不是无的放矢的,虽然洋人在公共租界有着不小的特权,在与华人产生纠纷的时候往往会得到偏袒,但这种情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特例就是巡捕房正在执行任务的巡捕们。

在前世的时候,孙伟在浏览旧时代租界信息的时候看到了一则这样的消息,那是在1891年10月6日的时候,工部局董事会会议收到威克姆先生的投诉,称其在上月19日晚上10时到11时之间,乘坐一辆人力车沿福州路由西往东去时,76号印捕前来拦阻,并非常粗野地将他推到一边,说不能走。

由于他不知道有法律规定不能在这条马路通行,所以他打算继续前进,这时这名印捕又将他推到一边,他亦回推了印捕一下,使印捕倒地。

此时第90号印捕看到这一情况,便跑过来殴打他的头部,并用脚踢他,接着这两名印捕不顾他提出愿意跟他们一起去中央捕房的要求,将他拖往老闸捕房,途中他们遇见了霍华德巡官才被允许离去。

在信中,威克姆指控第76号印捕虐待他,第90号印捕野蛮地踢他。

对于威克姆先生的投诉,董事会的意见是,印捕只是执行命令,制止威克姆先生在这条路上由西向东行驶,如果他要对两名印捕提出任何申诉,他原应立即进行,并在捕房揭发他们,显然印捕的粗鲁行为得到了工部局的偏袒。

当时这篇纪实类型的报道旨在说明印度巡捕在执行任务时的野蛮粗鲁,并且指出他们对西人尚且如此,那么上海许多靠拉黄包车、推小车运输谋生的华人自然更是受到了印捕许多粗暴的对待。

在巡捕房内,印度巡捕虽然在身份上比华人高一点,但也高的有限,普通的华人巡捕虽然没有他们可以借故找租界白人的麻烦,但里面的华人官员,尤其是对刑事、民事案件有着极大表决权的侦探人员却可以享受这个待遇,更何况这一类的官员在租界多少都与当地的地下势力有所勾结,自然成为了白人不愿意过于得罪的对象。

孙伟在巡捕房工作的这段时间并不是一味的玩忽职守,其对巡捕房当下的情况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尤其是在巡捕房内有职位的华人巡捕、探员。

就目前而言,警务总办处将整个公共租界九个巡捕房分为中西东北四个警区,其中中区包括中央捕房和老闸捕房,西区包括静安寺捕房和新闸路捕房,北区包括虹口捕房和汇司捕房,东区包括格兰路捕房、汇山捕房以及为管理日本侨民而在今年才设立的嘉兴路捕房。

现在的巡捕房在警力上还没有达到民国中后期的四五千人的规模,也没有足够的人力维持一个警区内各巡捕房的独欸立性,所以每个警区都有一个由总巡镇守的主巡捕房,其余的则是从主巡捕房派出的由巡官带领的分巡捕房,相对而言这些分巡捕房自然就不会有独欸立侦缉机构。

就以孙伟为例,他虽然在办案的时候自称为中央巡捕房第一侦缉处正探长,但在与中央巡捕房同区的老闸巡捕发生的案件也归他办理。

在早年的时候,虹口地区属于美国人的租界,不过美国人对管理租界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于是美国人便将虹口的美国租界合并到原来的英租界,于是形成了现在的公共租界,其治安也由公共租界工部局设立的巡捕房维持。

不过,由于美租界位于苏州河北岸,位于苏州河南岸的巡捕房的治安管理并不有效,于是工部局便效法因太平天国李秀成部大规模进攻苏杭地区而造成大批中国难民涌入租界所成立的老闸捕房的设置,在美租界所在的虹口地区设立了工部局的第二个分巡捕房。

在巡捕房设立之初,整个虹口租界算得上地广人稀,就连美国自己人都不愿意在自己的租界生活,不过却被一直没能从满清政府获得租界的日本人当做了大本营,于是就有了嘉兴路捕房,不过这个时候的嘉兴路捕房还不属于虹口捕房所在的北区,而是属于从美租界分出来的东区。

与后世印象中不同的是,这个时候的日本人还没有一战之后的嚣张,他们在上海公共租界除了一定量的情报工作外,基本上都是正常的商业活动,其中比例最高的自然是响彻整个东亚的日本妓欸女。

日本历来都是一个注重礼节的民族,这一点从他们出生开始就受到严格的训练,就像后世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一边大肆屠戮中国百姓,一边卑躬屈膝的请求有名望的中国人出来的维持局面,不过在受到决绝的时候又毫不犹疑的将他们卑躬屈膝的对象杀死,这在大多数的国人看来完全是一种神经质的表现。

这个时候的日本女人在礼仪方面比他们的男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们虽然不用出去工作,但却能够将家里整理的仅仅有条,当丈夫回家后甚至连换鞋、脱衣服这样举手之劳的小事都不需要丈夫动手,一如《小姨多鹤》中多鹤伺候男主人翁那般,而这一点正是一个出色的妓欸女最应该具备的。

日本女人大量出口到东亚和东南亚做妓欸女其实也是由日本当前的大环境决定了,当下的日本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明治维新,打败了一直压在他们头上的满清政府和庞大的沙俄政府,但依然改变不了其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境况。

为了能够挣取大量外汇以发展民族工业,日本政府不得不大量出口国内的粮食和生丝,而获得粮食和生丝的唯一方法自然就是加大税收。

在日本明治政府繁重的农业税下,国内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向破产的边缘,于是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向地主、财阀大量贷款来维持全家的生计,然而贷款之道并不是长久之计,所贷的款项依然有用完的一天,同时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又加大了他们的负担。

日本农民的危险境况来源于国家繁重的赋税,唯一能够改变这种状况的方法只有减轻农民的赋税,让最底层的百姓有维持生计的财物。

明治政府现在唯一能够依靠只有本国的农业税,改变税法自然不是他们所愿意接受的,然而就在这一筹莫展的时候,日本一些地方出现了地主、财阀怂恿破产农民将女儿有他们送到国外做妓欸女以还贷款的方法。

聪明的日本政客从这个实例中找到了新的挣外汇的方法,他们很快说服了内阁,让内阁以政府的名义与破产农民、债务主人签订新的协议,协议规定被送到国外的女人所争取的钱财一半以上要以税收的方式交给政府,然后再将税后的一大部分交给债务人,破产农民只能得到很少一部分钱财维持全家的生计。

为了更好的控制这些出国的女人,日本政府联合国内的财阀在东亚和东南亚成立了一个又一个的妓欸院,这些妓欸院既可以当做搜集情报的场所,也可以为他们带来大量的收入,据孙伟了解单单虹口一地就至少有七百的日本妓欸女。

日本妓欸女的温柔、坚韧能够接受客户所有别国妓欸女无法接受的要求,于是她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回头客,这些回头客为当地带来了繁荣的商业活动,吸引了了更多人在虹口定居,可以说虹口有现在的发展,其最大的功臣就是当属居住在虹口的日本妓欸女。

就目前而言,虹口租界的华人侦探中只有李刚这一个华人乙级探长,同时他又是北区那些地下小势力的保护人,可以说整个北区的案件基本上由他来操控,就连他的洋人上司都要让他三分,估计也正是这样才养成了他儿子目中无人的性格。

“老板,那小子已经昏过去了,是不弄醒了接着打。”在孙伟与大卫·安德烈相互寒暄的时候,保镖阿华走了进来对孙伟说道。

孙伟纵然不将只能在虹口称王称霸的李刚放在眼里,但他毕竟也算是上海公共租界有头面的人,就这样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死他的儿子,估计自己也会很麻烦的,为了减少麻烦,后续的报复也只能在暗中进行,于是他对阿华说道:“不用了,你派人把他送到医院,然后再去通知他爹,就说他儿子是我打的。”

“是,老板!”阿华闻言,便出去执行命令。

“安德烈先生,我看咱们还是谈谈这栋房子的转让问题吧。”孙伟随后进入正题,对大卫·安德烈说道。

“既然是孙探长要买,就按照之前我与李先生所谈的价格一万九千两成交,如何?”大卫·安德烈说道。

“这个不太好吧,这毕竟是你朋友的房子,你私自给他降价恐怕不好向他交代吧。”两千两的优惠就算孙伟这样的巨富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款子,不过他却不能因为想买便宜的房子而给人一种强买强卖的印象,这有损他义薄云天的名声,于是便拒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