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每个人都会有一两个爱讲离奇故事的朋友，而我和我的同事们在各自的朋友圈中通常都会扮演那个“爱讲离奇故事的朋友”的角色，因为保险调查员这份职业的关系，我们多多少少都会遭遇一些听起来不可思议的案件。
但当我们办公室的同事聚在一起时，就绝不会说案子——那些让外行人咋舌的案子，自己人听起来反而索然无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整个办公室所有人经历过的离奇案子加起来，对周礼涛来说都像风中的一个屁一样微不足道。
当我们在午餐时聚在一起谈论自己办理的某个“不可思议的案件”时，周礼涛总是能说一个比这更离奇的，并且你总能在公司的中央档案库里找到那个案件的档案，来证明他并没在吹牛——当然，档案库中关于案件的记载，多半都语焉不详，你只有从周礼涛的嘴里，才能得知事件的真相。
我曾抽空做过一个统计，以一个普通调查员所能搞到手的有限的资讯来看，周礼涛遇到“难办”的案子的几率，就和我们这些普通调查员遇到平常案子的几率差不多。
老实说，他能够从那些危险的调查中幸存，至今仍能和我们一起吃着汉堡，喝着咖啡，把那些离奇的经历当作故事来说，本身就已经是我遇到的最离奇的事儿了！他仿佛有一种特异的体质——某种混合了“天煞孤星”和“主角光环”的诡异气场。
他虽然与我们在同一个办公室办公，从未升任过任何管理层的职位，却拿着五倍于普通调查员的薪水，据说仅次于在顶楼办公的老板和副总裁们。而自从他从那件轰动业内的“僵尸纵火案”调查中活着回来之后，连客户公司的老板们遇到什么倒霉的事儿，都会指名道姓地邀请周礼涛去公司或家里“吃顿便饭”，来“压压邪气”。
只不过，拥有这样一条硬命，其实也并不是什么值得羡慕的事儿。他为人大方，脾气很好，朋友却很少，即便是与他搭档了一年半的我，也很难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或许在加班赶报告的时候，我是少数几个敢单独和他一起去吃个夜宵的人。但除了案子之外，我们从不谈论彼此的私生活，我对于他的了解，也仅止于他在上海的西区有一套不小的公寓，开一辆黑色的雪佛兰景程，以及始终单身而已——最后这一条，猜都猜得到。
三年前，我们两个在台北土银博物馆处理一桩展品失踪理赔案时差点把命送掉，之后，就再也没人愿意和他搭档了。这三年来，他不得不独自处理所有案件。
干我们这一行，虽然进进出出多半都是西装革履，但风险其实并不比私家侦探低多少。无论你名片上的抬头有多漂亮，如果没有在调查案子中受过伤，你甚至都不能算是真正“入行”。但就像我之前所说的，拥有“不死之身”的周礼涛是个异类，他极少受伤，能让他受伤的案子往往都能轰动一时，又或者是——他把自己弄伤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