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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欧阳修——四时好

我喜欢古代的那些人,他们的才华、生活啊什么的,都喜欢。最喜欢的,当然还是他们古典的心。

古典啊,就是那种而今越来越少见的东西,树梢上,书本上,爱情上……一切的事物上都留下了它永不回头的投奔痕迹,一个浅浅的小圆窝,还余着一些暖在,而她温软的身子终究还是离开我们,悄悄离开,一点一点离开——我们就这么,开始了无依无靠。

唉,说他吧。他的一颗心有多古典呢?看看就是了。

从他古典的行文开始说吧——古典的行文没有不简洁的,而他最著名的轶事都跟行文简洁有关,譬如《醉翁亭记》的开头,由几十个字简洁到“环滁皆山也”五个字,等等吧,不一而足。这大概是得益于修史的经历——早年他和宋祁和修《新唐书》,后来,后又一人修订《新五代史》。要没有“逸马杀犬于道”如此精准的概括,只怕真的修一万卷也修不完了。而今口水汤汤的这“梨花体”那“槐花体”,对比着欧阳老师,都该自绝于人民。古人练字练意的程度,有的都到了玩儿命的地步。当然,诗歌贵在自然,千古不谬。这是另一个话题,我们在别处说。

再者,他的思想古典,有一颗温柔天下的大心——他是多么杰出的文学家,又多么热爱文学,然而,读书人求见他,他从不与人谈文学,只谈论政务。他认为,文学只对自身的养生有益,而政务却常常对天下百姓有益。他忍着自己的爱好,将工作放在了第一位。就算被贬为夷陵县令时,他也是将前任官员已经判定的刑事案卷反复审核,将这件十分枯燥的事当成了消遣。而当他看到被颠倒了黑白的案件数不胜数时,他仰天长叹:“一个荒僻的小城尚且如此,那么天下之大该有多少冤假错案啊。”于是更加专注于为百姓谋幸福而不是为自己谋政绩。他的思想在那时已经古典到不合时宜。

第三,他为师的风范简直无人可比,就算在古代也是这样,天下第一。他也的确当得起这个“师”字——孔孟之下,这样的人不多。

他是苏轼他们这一届考生的主考官,这真是苏轼的幸运,几乎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苏轼。他读东坡试卷时十分欣赏,只是当时不能知道那是这位日后的得意门生的文章,怕是他的同乡曾巩的,为了避嫌,他极力劝说主张录为第一的另一位试官梅尧臣,把苏文列为了第二。列为第二的原因也不仅于此,还因为苏文中用了一个典故,试官们谁也不知道出处,怕取了第一经不起质问。榜发以后,苏洵带着两个儿子去他那里拜谢恩师,他问起苏轼那个大家都不知道的典故出于何书?苏轼答在《三国志·崔琰传》的孔融注中。事后他查《三国志》还是没有查到,等学生们一起又一次去时再行究诘,苏轼说,孔融在注此传时借袁绍败后,曹操把袁绍的儿媳妇赐给自己的儿子一事,写信给曹操说,周武王伐纣,把纣王的宠姬妲己赐给了周公。曹操问典出何处?孔融说,我以今度古,想当然耳。

苏轼对他说,我用那个典故,和孔融一样。

苏轼的意思再明显不过:自己编了一个典故,瞒过了、折腾苦了恩师。然而他听了非但不怪,反而对人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又在《与梅圣俞》这封信中同梅尧臣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还有一次他在家中同自己的儿子谈论苏轼时说:“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

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宋史》中记载他“奖以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人,率为闻人。”自他之后,唐宋八大家中的其他五位,无一例外,都出于他的门下,使“天下翕然师尊之”,神奇到不行。同时,他对朋友也是尽心竭力的,“生则振掖之,死则调护其家”。这样全面的人没有理由不成为万人尊崇的一代文宗。而我们所见所遇,全是叫人身上害冷的家伙,与他相差何止万千?

最重要的,他是一个有意思的人,自己给自己取过两个“外号”——别号,一是醉翁,这是他被贬谪到滁州时所取的。在《醉翁亭记》里面他曾提到:“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其实当时他的年龄也才6岁左右。而他被贬的原因,说起来,也冤得很,当时,范仲淹等人推行“庆历新政”失败,他们既然同为“左派”,因此,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之后必然的,范仲淹被罢黜,这时候,他上疏为其鸣不平,结果却是一纸诏书路八千,况且那时又有人拿他的私生活作文章弄他——国人是很善于找软肋下刀的。因此,他遭遇了事业和生活双重的“滑铁卢”,如此惨重,如此众目睽睽。

之前,他也曾被贬谪过,那时他曾与尹师鲁通信,相约到了贬谪之地后,不作“戚戚怨嗟”之语。他醉翁之意不在酒,也没有沉溺在悲伤之中,而是真的在山水之间找到了自己的乐趣。除了写诗,他或许还放牛采猪草打扑克……谁知道呢?“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多么纷乱凶险的环境,他都分花度柳,持重从容。如此一来,什么美好的事物会消失不见呢?什么都没有消失不见,只有茂长和延续。任何恶势力都不能奈何他。所以说他是东坡的前身也有几分道理。

他的第二个别号,六一居士,则是晚年所取,也非常恰切好玩,意思是:“集古一千卷,藏书一万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以一翁老于五物间”。在政局波澜之中,能把持自己内心的平衡,这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幸运。毕竟,贬谪让很多文人都钻进了一个牛角尖,画地为牢后,就再也逃不出内心的黑洞,折堕了,损毁了,一生就算白过了。他的一生却一直有着向上的挣扎。使他无论遇到什么挫折,都能坚定,都不会让自己的意志消沉。他作为师长,确实启发了引导了后辈文坛,不但在作文上,在做人上,也对后辈有着沾溉——他中正,无私,对宇宙万物取一种赏爱的态度,并且在逆境里也纵声大笑。这不简单。

也就正是因为这样的胸襟,这样能让自己遇到坎坷时不会跌倒不起的气度,让他的词出现了“豪放之中有沉着之致”的风格。喏,来看他的词。

他在词上的成就,自是比不上诗文的,在词的发展中,他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对上,承接了南唐冯延巳的“深”,杀伐了同时代野狐禅的“野”,而对于后世的影响,概括来说,就是“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在诗人多如狗的有宋一代,他能独领风骚,不容易。

我尤其喜欢他晚年重回颖州时所写下的《采桑子》十首——谁不喜欢诗人们晚年的作品呢?它们多么成熟,像青嘘嘘的麦子结成了沉甸甸的谷穗,文气横溢而朴拙——而无论为文、读书、写字或者做其他事,几近完美或者有自身风格的,其起始和终结之间都有一股气——如同人的筋脉似的,看不见却充斥整篇文字、读书过程、笔画连接之间或者做事的各个环节。

相比较而言,他最有名的词莫过于那一句“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被世人用滥,有时被曲解——哪里仅仅是今天人们以为的“情痴”呢?多么整、多么厚的一句人生况味被解释成了哼哼唧唧。他若在天有灵,一定后悔写这一句——不如没有。

这大概是因为他早年的豪兴更为浓烈,所以词作也显得疏放沉着。在历尽繁华之后,再次回首当年,笑看风雨的沧桑感褪去,反而会更安静和开阔。

他是以余力来填词的,之于他,词只是游戏之作而已。他的文章和词有点像莲子银耳粥:文章——莲子——紧致内收,静如处子;词——银耳——四张大开,动如脱兔。而两者融合,常常彼此渗透,却不失本体风度。

他的词的确情调奔放,气势沉雄,同时也很肆情,很任性。还是以莲子银耳粥作比,同柳永等人的词不同,它虽也香浓,但香得清正——不是投怀送抱的那种香,而是坐怀不乱的那种。就如他待人一般“尽言而无所隐”,自是正大光明。他的西湖是回归了西湖自身的西湖。

看这一首写西湖的《采桑子》:

“群芳过后西湖好,狼籍残红。飞絮蒙蒙,垂柳栏干尽日风。

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

看着喧嚣的春景,靡丽的烟花,在繁华中行走的人,终是被繁华锁住了心魂,在蝴蝶织出的绚烂梦境中,迷失了方向,蹉跎了青春。而当繁华散去,还不愿从梦中醒来,到底是身留,还是心留?

他的词奔放起来无可抵挡,急躁多过沉着,虽然失于不够细腻,但如秋日晴天的朗朗大美,大可一瞥。譬如《朝中措·平山堂》:

“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中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虽是老去光阴速可惊,不过他仍然是“白发带花君莫笑”的人。关于“山色有无中”一句,有人看了之后,直嚷着他是近视眼。后来好心眼的东坡在他的《水调歌头·快哉亭作》之中作出了一个解释:

“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这应该还是很符合那种景致的,可惜我们现在无福消受那种奇妙的体验了——首先,“鸿”就没了。他的词只是我们藉此唤起那种记忆的一种小计谋而已。

他又是一个多么多情的人啊,扮女子也能扮得婉转深致,好像男人里善于演女人剧,反比女人演女人剧更美艳哀顽似的。词中有“胆小怯空房”的惹人怜爱,有“一向娇痴不下怀”的放诞,有“乱无飞过秋千去”的浓愁,有“水阔鱼沉何处问”的微凉,也有“笑问鸳鸯两字怎生书”的温柔……一幕幕写下来,一洗铅华,宛在眼前。

择一首一洗铅华的《诉衷情》:

“清晨帘幕卷轻霜,呵手试梅妆。都缘自有离恨,故画作远山长。

思往事,惜流芳,易成伤。拟歌先敛,欲笑还颦,最断人肠。”

小春天,清晨,眉间开阔如远山开阔,树上的花朵没有声音地落了,远行的人还没有回来,想唱首歌,又止住了喉咙……并不浓烈的笔墨,清清淡淡的描写,却有一咏三叹的情致。有点像我们信笔写在手指上的那些薄彩蔻丹,懒懒的,一点一点描过去,心里想的是写一笔兰,然后,等着它一丝一丝干透,透出光,透出亮,透出粉彩……抚过去,慢慢现出妥贴安好和盛世丰盈。

还有:“……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最断人肠:往事不可追,前尘不可寻。回首之处,已是断肠。可又有几人能够做到一辈子不去凭栏,不去回首,不去追忆,不去寻找?

当然更有:“烟雨满楼山断续,人闲倚遍阑干曲。”那种婉转的情思,说不清,道不明。就连词的主人公她也是欲说却无处可说吧?这和后来少游的“放花无语对斜晖,此恨谁知”的情致很类似。不过,后者将那种欲语还休的悲伤翻唱得更深婉,更无奈,更不留痕迹。

例子是举不完的: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年年花落花开,岁岁月圆月缺,只是那人已不知去了何处。俯瞰山水茫茫,众生芸芸,却是知心人难求。奔放的相思中,自有一般凄婉处,是别人说不得的。

“十年前是尊前客,月白风清。忧患凋零,老去光阴速可惊。

鬓华虽改心无改,试把金觥。旧曲重听,犹似当年醉里声。

这首《采桑子》特别要说一说。是他晚年的作品,并不属于西湖组词。通篇沉郁顿挫,对比先时,又是另一番人生况味了——有了叹息,是感慨,却并不惆怅。

如果有人,终其一生,都在追求人世的洁净美好,不计得失,不管被辜负多少次,终无怨无尤,最多惆怅地叹息一声,但就是什么都不怕,也没有人见着他的哭。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真有这种人存在吗?

唉唉,他就是啊。他什么都不怕,也不叫人见着他的哭。因此说,迷人的艺术家应当是个刘胡兰——他(她)未必生得光荣,但须死得伟大,至少要有永远遗弃这个世界的决心。

平心而论,他没有在词学方面提出革新主张。却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为宋词输进了新鲜的血液,他的词作和诗文革新的精神有着某些相通之处。在《答吴充秀才书》中,他论述了文与道的关系,批评了世之学者“弃百事而不关于心”的现象,并继承韩愈“文以载道”的观点,主张文章必须明道致用。反映在词作上,表现为对词的传统题材有所扩展。比如在他之前很少有咏史怀古的词篇,而他的《浪淘沙》写的就是开元遗事:

“五岭麦秋残,荔子初丹。绛纱囊里水晶丸。可惜天教生处远,不近长安。

往事忆开元,妃子偏怜。一从魂散马嵬关,只有红尘无驿使,满眼骊山。”

上片极写荔枝鲜美,偏偏却生得很远。过片直点开元,只“妃子偏怜”四字,驿使们“惊尘溅血流千载”、唐玄宗骄奢淫逸误国家尽在其中。歇拍句深沉而意隽永,唐玄宗、杨贵妃已成为历史陈迹了,不由人不轻叹流年。然而,面对现实,内忧外患,他的真正目的却是为了揭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一严肃的主题。词虽写得很含蓄清雅,与《五代史伶官传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种联系现实、有感而发的咏史词,开了北宋末至南宋文人填词反映现实的先河。

绕不过去,必须提及的是:在他的词篇里,还有不少关于豪饮、行乐、以至沉湎声色的描写,性情毕现,也有轻薄之作。后人为尊者讳,很多都假借了别人的名字为作者。其实,是不必的——这些词里的他的形象,与《醉翁亭记》中苍颜白发的滁州太守其实是一致的,与“醉翁之意不在酒”、与他在《题滁州醉翁亭》诗中所说“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言”……是一致的,与他以古典诗歌“本人情,状风物”的优良传统来反对西昆体“缀风月,弄花草”的诗风、以及啸傲湖山、流连光景、藉此发现自然的美、在词里再现美的初衷也是一致的。一个人,他必多面,不完美,否则,怎能被称为人?

就是这样才对:他真诚,不无病呻吟,也不掩饰——这是很重要的——他的词才具有了动人的力量。

如同许多杰出的诗人一样,他的词有极好的,也有不怎么样的;他人格高尚,也有些缺陷;他勇往直前,也心事万千……望见他就等于望见了所有堪称人的人。因此,我们才把他认作了朋友。

时光是一本巨大的相册,轻轻翻开,每一张面孔都染成了淡淡的黄。旧叙还没有话尽,却已有了永别,承诺也只能向着静和大和空虚的重山交待。所有的骄傲与失落,都将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有万里层云千山雪。可是你一定知道,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怀抱一颗古典的心,也曾青衫磊落,生动鲜活,充满世俗趣味;也曾静静地眯起眼睛,任阳光落在脸上,打出斑驳的影。而当千年之后,影像消逝归入尘土,他们的诗歌却一次次走进无数人的心里,闪着光亮,输送给我们酸酸甜甜的营养;他们的生命凋敝,灵魂却在时光的岸上站成了一种永不老去的植物,日升日落,照耀绿红。

诗歌是他们的理想和爱情,也是我们的。

词人小传:

欧阳修(1007-107),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吉安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人,自称庐陵(今永丰县沙溪)人。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与韩愈、柳宗元、宋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

欧阳修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兄弟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创作实绩亦灿烂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

他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诗歌《踏莎行》。并著作著名的《醉翁亭记》。

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除文学外,经学研究《诗》、《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金石学为开辟之功,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上千,并撰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简称《集古录》,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史学成就尤伟,除了参加修定《新唐书》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

另有影宋本《醉翁琴趣外编》六卷,里面多有《近体乐府》未收进的词。(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