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拉贝的一份尊敬和照顾，他获得了在公司提前退休的待遇，但仍可为西门子公司做些零工。据熟悉拉贝的人讲，拉贝回到德国后的日子非常艰难，全家六口人没有任何收入，就像他在南京所负责的0来万难民一样，有上顿没下顿，可谓饥寒交迫。为此中国方面曾设法帮助这位“活菩萨”，可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拉贝晚年的心境与生活都极其糟糕。
在心境不好和生活困难等多重压力下，拉贝突然有一天中风不起，最后不治身亡。即使这样，拉贝也算是体面地离开了这个人世，相比其他德国人战前战后的命运，他还算好的，最终有尊严地闭上了眼睛——德意志人非常讲究这一点。
拉贝是198年4月回到西门子公司的总部柏林的。之后的十余年时间里，他一直生活在柏林，但日子并不好过。原因有两个：一是他因揭露日本法西斯在南京的暴行而受到希特勒政府的多次迫害；二是他因为“纳粹党员”的身份，被战后非纳粹化的新德意志社会歧视，承受生活艰辛和心理压抑的双重之苦。
拉贝是个信仰和行为具有双重性的德国人。他并没有背叛自己的国家，甚至没有背叛他心目中的国家理想主义，对纳粹党领导下的国家也保持了独立的作为一个德国人的那份坚定，因而他必然遭受来自敌方和自己国家内部的双重挤压，压抑的心情导致了他失去身体上的最后支撑——中风而逝。
198年月日，在柏林总部的西门子公司受到了来自纳粹政府的重压，让拉贝离开了南京。
拉贝在这之前的三个多月时间里，经历了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而这三个多月，是他人生中最杰出、最伟大、最闪光的一段经历，他由此也成为中国人民永远怀念的好朋友和国际爱好和平人士。
在南京的日子里，拉贝是个圣人，我们中国百姓称他是“活菩萨”。但拉贝毕竟是个德国人。德国人的性格不允许他彻底地背叛自己的民族与信仰。作为人的拉贝，他的善良、正义和爱心，使他成为在异国他乡拥有千千万万人去朝圣他的纪念雕像（在当年拉贝居住过的南京大学校园内的房子前）的伟大人物；而作为德国人，他具有当时德国社会、政治文化及民族所带来的心理和信仰上的缺陷——但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他个人政治品质与人格上的问题，然而这恰恰又是导致他晚年悲剧命运的主要因素。
拉贝确实是个“纳粹”党员，可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纳粹”党员就一定是坏人，拉贝加入纳粹党一方面是由于他对自己国家在0世纪0年代初希特勒刚上台时所推行的政策的本质没有认识清楚，身为西门子公司海外职员的他，以德国人严谨而有些古板的民族意识，恪守着要“为国家服务”的信仰，同时还因为有特殊的原因，促使拉贝在并不了解国内政治和希特勒到底是何许人也的情况下，于194年在南京加入了国社党（后来演变成纳粹党）。
这一年，已经在中国工作了0多年的拉贝，为响应和配合德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建立良好关系的政策（事实上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与当时的德国政府关系一直不一般，如前文所言，即使在南京大屠杀前后，蒋介石身边的军事顾问基本上都是德国军人，而与日军决战的中国军队的重兵器和精良武器，基本也是德国人卖给中国的），作为西门子公司在中国首都的负责人，他在南京创办了一所德国学校，这学校主要是让在南京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德国人子女有读书的场所。身为中国地区的德国学校理事长，拉贝在海外办学，必须得到国内当局和执政党——希特勒的国社党的批准，这样才有可能申请政府给予的教学经费。
拉贝是在这种情形下加入了纳粹党。
“国社党”的全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如此名称对于长期在海外工作、对国内情况基本不太了解的拉贝来说，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而且拉贝也看过许多作为这个党的领袖的希特勒的讲话，这样一位正直的德国人完全相信了他的主观判断：国社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领袖希特勒是“好人”。拉贝的入党与对纳粹党的信仰便是如此，简单而直接。法国历史学家克莱斯勒女士，在其研究“纳粹主义在中国”的过程中，证实了像拉贝这样的人并非因为真正信仰和崇拜希特勒而在远离本土时加入纳粹组织的。根据克莱斯勒女士的调查，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每一个德国人办的学校的理事会里，都有一个国社党的党员在代表德国国社党行使领导职权。这位专家因此认为：“一位德国的外交官、记者或者是国家企业在国外的代表，是很难避免不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
应该承认，拉贝先生对自己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的身份颇为看重，并且在如何维护“党”的形象上具有自觉意识。正如他在197年9月1日的日记中写的那样：“在我的潜意识里终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不是重要的，但对我显得是理所当然的原因，便坚持留在了这里。我是一名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是有职务的，甚至当过短时间的地区小组副组长。”从这话中可以看出，拉贝看重自己的党员身份，也有其内心存在的一种必须维护“党的荣誉”的自觉意识。
可悲的是，拉贝虽为“纳粹”党员，其实他对自己的党并不了解，更对希特勒的真面目知之甚少。
拉贝一生有0年时间在中国，其间有两次回国经历，但时间都很短。对国内的情况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希特勒到底是什么样，其实根本不清楚。
从拉贝加入“纳粹”党开始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显示出他对这个其实并不了解的党的认识和天真的信仰。远在东方的拉贝对自己国家内部的事和他所加入的党的了解，仅仅是靠一些从上海转到南京的英文报刊上零星的文章和新闻获得的。这些文章和新闻中的内容，多数是希特勒在上台初期蒙骗德国人民的东西，当然这样的东西也蒙骗了拉贝这样的海外德国人。拉贝从心底对自己加入的党和希特勒怀有特别天真的态度，这可以从他的日记中看出——
是的——
我们是劳动者的士兵，
我们是工人们的政府，
我们是工人们的朋友，
我们不会抛弃困境中的工人（穷人）。
这是拉贝日记中所写的诗句。像所有德国人一样，拉贝富有革命的激情，他对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怀有崇高的神圣感。也正是这份“崇高的神圣感”，使得他终究没能认识到纳粹的本质。因此拉贝在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暴行后所受的种种“背水”命运，连他自己都弄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首先是回国之前，拉贝在上海举行了第一场记者招待会。这场招待会上，拉贝首次在公开场合把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暴行公之于世，且是以他的所见所闻形式进行的。这对当时让全世界认识日本侵略者的真面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拉贝始终认为这是他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和有责任感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必须作出的贡献。事实上拉贝到上海做的这次揭露日本侵略军暴行的行动，也得到了包括当时德国驻中国大使的赞赏。拉贝对别人的赞美并没有沾沾自喜，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十分质朴、忠厚、谦逊和纯粹的德国人：
现在，我已在上海舒适而暖和地（像树与树皮之间的一条蠕虫）坐着，觉得很像是“胜利部队进入柏林后的吹牛家”。每个人都相信我是一位英雄，这使人十分难堪。因为我看不出自己身上或者在内心有什么堪称英雄的东西。每当有人唱起赞歌时，我就会一再想起一首美丽的诗歌。这首诗歌是说有一个汉堡少年，他救了一个快要淹死的伙伴的生命。晚上被救者父亲去拜访他（他已经躺在床上），感谢他救了他儿子的命，他说：“救了命？嗯，没有的事！”满不高兴地又翻身去睡了。
他的朋友也都几乎一致这样认为，拉贝是一个“质朴的人，只要能做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他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他乐于助人，谦逊可亲，充满理智，诙谐幽默。这后一点尤其体现在艰难困苦的时期，他总有办法让自己心平气和地与别人达成共识。他从不高高在上，而是相处随和。”当然，拉贝也像其他德国人一样，“虽然谦逊，但有时也会表现出一点儿虚荣心，例如身着燕尾服，胸前别各种奖章，在柏林名摄影师的镜头前摆弄姿势表情”。这样评价拉贝的人，是拉贝的德国朋友埃尔温·维克特。
“质朴忠厚，仁爱之心待人，工作严谨而热情，富于强烈的同情心”，使拉贝作为典型的德国人而受到朋友们的一致赞赏和信任。维克特说：“拉贝在中国生活了近0年，他的家乡与其说是德国，不如说是中国。他属于那种富有传奇色彩的老中国通，说一口纯粹的英语，但不会说中国话，和中国人打交道却用洋泾浜英语。”洋泾浜是上海的一个地名，那里有外国人在中国的租界地。拉贝他“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理解中国人，而且欣赏和热爱中国人”。这也给后来拉贝在日本军队残暴对待中国公民时能够挺身而出保护他们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撑。
事实上，长期在海外的德国人拉贝，已经对自己的国家根本没有多少了解了，曾有的一点儿印象也纯粹是内心的某种虚幻的理想主义的东西。正是基于这一点，198年初，刚刚经历了人世间罕见的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的拉贝，他的意愿是让全世界了解日本法西斯所犯的罪行。而这也注定了他对同为法西斯的希特勒德国从渐渐失去崇拜与幻想到彻底决裂。
拉贝天真地以为他在中国南京的善行和义举可以让自己在德国获得同等待遇。他肯定是想错了。
不过，起初并非如此。因为198年的德国和希特勒还保持着很多假象，与中国的关系仍处在“半热恋”状态。读者也应当清楚一个时间点：这时的德国法西斯还是比较隐蔽的，而它跟日本、意大利成为法西斯轴心国的时间是两年多之后的1940年。这阶段的希特勒，不仅蒙骗了像拉贝这样质朴而单纯的德国人，连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这样老练的政治家都被他蒙骗了。
所以说从拉贝对希特勒怀有信任感这一点就断定他骨子里有“纳粹”血脉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
198年4月15日，经历近一个月的海上旅程，拉贝与妻子一起回到了自己国家的首都——柏林。
毫无疑问，此时的拉贝已经属于除日本国之外全世界都公认的英雄，报纸上的宣传和他在上海和香港等地举行的几场公开揭露日军在南京的血腥暴行的报告会震惊了国际社会，而他在南京的义举也受到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普遍赞扬。
离开中国时，中国政府授予他一枚蓝白红绶带玉石勋章。德国外交部也授予了他一枚红十字功勋勋章。
回到德国后的拉贝，忙于到处作报告，介绍和揭露日军在南京大屠杀过程中他的“南京安全区”内所发生的真相。这些报告会引起了德国朝野的巨大反响，甚至让德国军方都十分感兴趣。5月5日，拉贝被邀请到国防部作报告，反响仍然很好。德国军人最感兴趣的是拉贝带回的由友人约翰·马吉先生拍摄的日军士兵在南京施暴的影片，拉贝后来明白了他的国家的军人们原来已经悄悄地视日本法西斯军队为自己的“榜样”了。
很快，拉贝就收到了“纳粹”党大区党部负责人的口讯：你不能再到处作报告了。
“为什么？”拉贝不解。
“你的内容影响到我们与日本国的关系问题。”人家这样告诉他。
拉贝沉默了，也开始痛苦。
“先生的经历和这些珍贵的影片资料，你应该让元首了解和知道。这也是你的责任。”这时有人向拉贝建议。
“确实我应该这样做了。”拉贝觉得自己在这个时候回到德国，能够亲自向“元首”汇报中国正在发生的事的真相，是他的使命。之后的时间里，他在作了充分准备后，于198年6月8日将平时作报告的文稿，寄给了希特勒，并且还附了一封信：
元首：
我在中国的大多数朋友都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份完整的有关南京真实情况的报告面呈给您。
在此附上的是我所作报告的文稿，其目的不是为了公开发表，而是为了履行我对身在中国的朋友们许下的诺言，即向您通报南京的中国平民遭受的苦难。
如果您能让我知晓，此份文稿已面呈给您，我的使命也就此完成。
在此期间，我已被告知，不得再作此类报告以及展示相关的照片。我将谨遵此项规定，因为我并无意和德国的政策以及德国当局唱反调。
我保证坚定地追随并忠实于您！
约翰·拉贝（签名）
然而，事与愿违。正当拉贝一心期待“元首”带给他的好消息时，一天，他的家里来了几个盖世太保，告诉他：“你被捕了！”
两名盖世太保官员搜寻了他的家，并且带走了拉贝的6本日记和约翰·马吉的影片资料。
在警察局里，拉贝被审问了好几个小时。
“我有罪吗？”拉贝非常生气。
“从此以后你要保持沉默，不许作报告，不准出书，不违反党员的纪律和责任，我们会马上释放你。先生能保证吗？”盖世太保盯住他眼睛问。
拉贝沉默片刻，点点头。
就这样，他被释放回家。4个月后，他被扣的日记还给了他，马吉送给拉贝的影片资料则被永久地扣留（这套极其珍贵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资料在战后被发现并成为证明日军犯罪的有力证据之一）。此后的他，直到柏林解放，一直在他自己的“纳粹”党监视下过着不自由的生活，远在南京的中国人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朋友们所期待的他回到金陵城的希望彻底破灭。
一直到去世，拉贝再没有离开他其实并不熟悉的祖国。
19.好人当“主席”
一个德国人，原本与中日战争是无关的，而且当时的情况下他完全可以置身事外，然而拉贝没有。正是他这个“没有”，成全了作为德国人的他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人生辉煌：一个纳粹，做了世界上一般人都做不到的事——他和他的同事在日军屠刀下救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
这自然得从197年日军占领南京前后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这个角色说起。
当这个“主席”角色，对拉贝来说完全没有想到，因为日军与中国军队在上海打仗时，拉贝和其他在南京的德国人几乎都在忙着准备撤离，只是拉贝是西门子公司在南京的负责人，他手头的事太多，加上南京城当时太乱，到底走还是不走，他所在公司还拿不准主意。西门子公司更多的是关心他们的生意及留在南京和中国的财产在日军占领后是否还能保住，或者说更远一点的话，就是当日本占领南京后，他们西门子是否还可以留下来做中国的生意。这对当时的西门子和像拉贝这样忠于职守的生意人来说是第一位的事。
也许德国人可以说是世界上做生意最认真和最能干的一个民族群体。拉贝就是这样一个人。
188年出生在汉堡的拉贝，早年丧父，初中毕业后就当学徒，后来到了非洲的莫桑比克的一家英国公司，在那里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1908年，他来到中国，一干就是0年。他的妻子也是在北京认识的，俩孩子皆在中国出生。来中国之后的第三年，拉贝成了西门子公司的代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在相关国家的压力下，曾与德国宣战，即使如此，拉贝还是留在中国。“他很有策略地让中国官员相信，战争期间继续由他来经营西门子驻中国代表处不仅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在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并非容易。”拉贝的朋友这样评价他。
但是一战开始的两年后，中国在英国的压力下，仍然把拉贝等德国人挤出了中国生意场。不过拉贝本事不小，一年后他又重新上路，回到了中国，为西门子开辟中国市场立下汗马功劳。191年他担任西门子驻中国首都南京办事处经理。西门子在南京的业务，主要是在中国的首都开设电话业务和建几个发电厂，拉贝的工作非常有起色，公司总部对他的业务开拓充分肯定。但对拉贝来说，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恐怕他一辈子也仅仅是西门子公司一名优秀的驻外代表而已，世界上不会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
日本侵略中国，进攻南京，让拉贝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的经商才能、统筹能力、领导才干、为人的优秀品质，在一场大屠杀的背景下获得了彻底的释放，并且放射无限光芒，从此让世人瞩目与怀念。
我们的笔下也因此有了拉贝这个人。
一直有人将拉贝比作拯救了数以千计犹太人的辛德勒先生，这有一定道理。但在笔者看来，拉贝或许更加伟大和了不起，因为拉贝是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他又是以公开的纳粹身份在与日军周旋的情况下，拯救了众多苦难的南京市民，而且拉贝根本不知道他这样做其实随时都有可能受到自己同胞的检举和告密。“拉贝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违背德国利益的，因而处境危险。”他的另一位德国友人这样说。
拉贝的壮举比辛德勒先生的壮举要早好几年，毫无疑问他救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辛德勒救的100多名犹太人。笔者认为拉贝更杰出和伟大之处，在于他对中国的贡献不仅仅是拯救了那么多人，且他用完整的方式记录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种种罪行，这是他的另一个历史性贡献。“在当时的情况下，拉贝竟然还能安排出时间来记日记，简直不可思议。”德国同行们一致称赞他这一点。
道德、正义、爱心、仁慈、热情……我看到拉贝的友人都几乎用共同的词汇来形容他的品质。我们中国人认为，一个人的品行，全在于他平时的养成。拉贝能在日军施暴时挺身而出保护中国人，这与他身上长期养成的正义感有直接关系。他的好友埃尔温·维克特这样说：“拉贝1908年离开德国的时候，还是威廉二世皇帝统治时期。1919年他短期回国，此时德意志帝国已处在共和国时期，但动荡的局势还没有稳定下来。在汉堡，他看见一个人被暴徒殴打倒地，他的性格驱使他上前把那人扶了起来，结果他也遭到了殴打。在柏林，西门子工人上街罢工的时候，他看见街上架起了机关枪。于是从那时起他开始记日记，久而久之成了他的一个习惯。”
从看不惯，到以记日记的形式控诉不公正和暴行，拉贝从一个精神公正者，成长为了行动正义者。
应该说，在中国做生意的日子里，德国人以他们先进的技术、严谨的作风及诚实的信誉，很受当地人喜欢。政府、军方和市民对德国都颇有好感，这一点德国人自己有深切的体会。
然而，0世纪0年代后的中国，所有的事情都被另一个国家干扰与打乱了。这个国家自然是日本。
拉贝这时在中国的首都南京。197年夏天，素有火炉之称的南京实在让人难以忍受，拉贝的妻子在6月底就到了北戴河。那时有钱人和外国商人已经把北戴河当作消夏好去处。七七事变发生，拉贝他们认为“这起发生在北方的小小的事件会在当地加以调停解决的”。因此他在不久之后便向公司请假，搭乘轮船到了秦皇岛，去与妻子度假。
“我亲爱的乌鸦，你总算来啦！”妻子搂着丈夫，一边亲吻一边用手指刮着丈夫高高的鼻子说，“瞧瞧，工作又把你弄瘦了！”
“这不，我现在可以安心与你休养一段时间了！”拉贝回敬妻子一个热烈的吻。
“乌鸦”一词在德语里与“拉贝”是同一词，所以妻子和朋友常把拉贝称为乌鸦。
美丽的蓝色海湾幽静而浪漫，似乎感受不到此时中国北方的京津地区和南方的上海正在酝酿着中日激战的气氛。但显然人们在议论中还是表现得十分紧张和担忧的。
“上海快要保不住了！”
“上海保不住，南京还能生存吗？”
拉贝的耳边每天都是这样的声音，这让他心里很不爽。“我必须要回南京了！”8月8日夜幕下，拉贝告别妻子，登上南去的火车，15小时后到达天津。
这时的天津，已是日军占领区，到处都是逃难的中国人。夹在难民中的拉贝，开始感受到了日军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悲惨遭遇：“只要火车一停下来，乞讨民众的凄惨的哀求声就从各个窗口传进来。”
平时只需要40来小时就能从北戴河到南京的路程，这回拉贝整整用了10天半时间。
9月7日，拉贝回到公司经理办公室，看到一堆信件，其中有德国驻中国使馆寄来的，也有朋友寄来的，甚至还有南京政府防空委员会发布的关于防空警报信号以及空袭时注意事项的通知等。
“拉贝先生，我们要走了。你也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再不走，弄不好日本人的炸弹就会扔到我们头上。”公司的同事都在忙着打包，或准备回国，或搬到其他地方。他们告诉自己的头儿：前天，日本的飞机扔炸弹，其中有一颗就离他们的公司所在地100多米远。“几个中国人被炸死了！”同事们用夸张的手势对拉贝说。
“呜呜——”就在说话时，防空警报响起。“快快，拉贝先生，快到防空洞里去！”已经吃过几次日军飞机轰炸之苦的同事们，似乎已经很有经验了，他们一听到警报声，拉起拉贝就往公司院内的一个防空洞跑。
在蹲进防空洞的那一瞬，拉贝发现：自己公司的院子的地上，撑着一面约6米宽、米高的德国国社党党旗，那个纳粹符号“”异常醒目。
“管用吗？”拉贝问同事。
“管用。”同事们有些骄傲地回答道，“美国和英国人都非常羡慕我们，说只有你们德国现在跟日本关系好，其他国家就难免不被日本飞机扔炸弹了。”
拉贝凝视了一会儿旗中央的那个黑色“”字，会心一笑，因为他想到了一件事：假如日军有一天进了南京城，或者这是个极好的挡箭牌。
防空洞很拥挤，0多个人在里面几乎是鼻子挨着鼻子，而且里面积了许多水。“这可不像是我们德国人干的活！”拉贝借蹲在洞内的几小时时间，细细地观察了这个在他到北戴河时同事们挖的防空洞，觉得它水平低了些，“应该作战时准备”。拉贝对所有事情都非常严谨。
回南京的第一夜，拉贝其实没有睡多少觉，他辗转难眠，主要是在想：时下公司上下都闹着要回国或搬到比较安全的汉口，但真要一走，公司和洋行的财产比如房子等等怎么办？都丢下不管了？不能。我是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而且我身边有那么多中国雇员，他们都是华北人，他们的家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先生如果不走，我们坚决跟着你留在南京！”中国雇员的话令拉贝感动万分。“在这种情况下，我能走吗？”这里是有个道德问题的。拉贝在责问自己。责问的结果是：“必须留下来，让别人走吧。我拉贝不能走。至少不能这样轻易就走了。”
“还有一个原因，我是一名德国纳粹党党员呢！”拉贝的心底里闪过一个在他意识里“特别崇高”的理由。
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应该做什么？就是永远不会放弃困境中的工人和穷人嘛！在拉贝的心目中，他加入的德国纳粹党就是这样一个为工人和劳苦大众服务的党。
“今天善待了我近0年之久的东道主的国家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们没有钱逃走，他们不是正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吗？我们难道不应该想法帮助他们吗？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德国驻华大使馆派人来催促拉贝走，“今天再不走，我们就很难保证你的安全了”。拉贝听了就生气，向使馆的人这么说。
“那就请先生自便吧。”大使馆的人无奈地摇摇头。
“韩，再带几个人，我们一起把防空洞重新整修一下去。”第二天一早，送走一批回国和撤离的同事后，拉贝叫上中国雇员韩湘琳等人，钻进防空洞，又是排水，又是加固，一直忙到下午。
“除了准备吃的食品外，还要尽可能地多找些药品来。到我家里搬药品去。”拉贝毅然成了一名指挥官。他带人从自己家里搬走了全部药品，还有防毒气的浸醋绷带。
“小鬼子怎么今天不来扔炸弹了啊？”忙碌了一天的几个中国雇员望着天空，觉得奇怪。
拉贝也在思忖。他打开收音机，一听便明白了：上海那边在下雨。
“今天他们不会来了。”拉贝对大伙儿说。
“你怎么知道的？”中国雇员们问拉贝。
“那边有雨，飞机飞不起来。”
原来如此。中国雇员心目中的拉贝就是了不起，干啥事都比一般人聪明和有办法，关键是他心眼好。
“可我是近视呀！而且这里——”拉贝指指自己的腹部说，“还有糖尿病！”他对中国人说他“心眼好”一知半解，于是幽默道。
“先生不仅心眼好，而且还境界高。”对韩湘琳的这句话，拉贝更有些糊涂了。
“亲爱的韩，你到底是在骂我呢，还是在夸我？”
韩笑了。一天，他俩路过夫子庙，韩对拉贝说：“我说你心眼好，又有境界，就等于说你像我们伟大的老祖宗孔子一样！”
“……”这回拉贝脸红了，很不好意思地说，“我跟孔圣人差十万八千里远呢！我要永远向他学习，他是真正的道德楷模。”
9月日这一天，拉贝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日本战机轰炸南京的威力和给在南京居住的所有人造成的心理伤害。这一天，日军战机从上午10点0分开始，一直轰炸到下午点0分左右，拉贝感觉那几个小时里，地动山摇，8个人待在狭窄的防空洞里，除了他和来此做客的克莱因施罗特，其他所有的中国人在防空洞内一声不哼，吓得甚至连气都不敢出。
“憋气！无论如何，谁发起了战争，谁就是罪人。”一向很有修养的拉贝显然也生气了。他是经历过一战的人，知道今天日本人在南京投下的炸弹数量不少。下午第二次空袭警报解除后，拉贝决意要去城里看看轰炸的情况到底如何——他当然更多的是关心德国在这儿的财产损失情况。
坐在小车上的拉贝，看到了城内一团团火焰，于是他就往那个方向驶去。
国民党中央党部起火了。
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行政大楼和播音室那栋楼起火了……
显然日本飞机有备而来，针对国民政府的要害部门投下炸弹。但令拉贝担忧的是，日军的炸弹并不长眼，其中有一颗炸弹就扔在距施罗德博士（一位德国人）家不到00米的地方。拉贝走过去看了看弹坑，约6米宽、三四米深。“上帝，要是施罗德全家不是在前一天搬到汉口去，能保证不擦破皮、震坏脑袋吗？”望着朋友家玻璃窗破碎不堪的惨状，拉贝想：使馆要求侨民们早日离开南京并非没有道理。
离开施罗德家，走上繁华的中山路大街，拉贝看到距德国驻华大使馆不远处也有好几个弹坑。这里的情况似乎还好，没有人员伤亡。但在通向交通学校的那个街道拐弯处的情况就不妙了：一大群人正围在那里，嚷着哭着的都有。拉贝过去一看，一片房子成了废墟，旁边有个巨大的弹坑，许多人在坑内的废墟里刨挖，说是有人压在里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