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来了。这一年的秋天，注定将不平静。
民主政府的农民们收获了他们今年的收成，他们中来的较早的一批，已经是在民主政府的第二次收获了。在采用民主政府提供的作物与种子，还有派下来工作组的一些栽培和耕作的指导下，获得丰盛的收成，这些人已经没有了第一年看到时的那种不可思议的惊讶与喜悦，转而变成一种付出劳动后得到回报的充实与满足。经过这一年来的许多事情，还有工作组在下面的宣传，这些原本是属于一个个相互独立聚居点的农民，开始对民主政府有了认同和归属感。如果说第一年的时候大部分加入的人对于民主政府不向农民征粮收税的做法，还抱着有便宜就占、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的念头，让他们不缴就不缴闷声发大财的话，进入第二个年头，看着在民主政府的日子有盼头，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想着怎么才能把这些官府（下面的农民还不能很清楚地区分民主政府和以往的官府有何不同，只知道民主政府可能是为了收买人心不向农民征粮收税）给自己的让步保留下来，最少也要保留其中的一部分。
这其中有些年长一些的，就商量着咱们既然归了民主政府管了，这皇粮国税总是少不了的，政府说不收这皇粮国税，那是恤民爱民，免了这新开荒种地的粮税，可咱们不能不知道好歹。眼看着地里的收成一年比一年高，就是新迁来的农民，一年也就缓过劲来了，民主政府是说了不用交皇粮，总不好第二年就反悔。若是咱们也绷着不交，非要等到改政策了，那就说不好要交多少才是个准数。不如现在咱们主动交上去，定个差不多的数量，也给官府一个台阶下，这样成了定例，以后咱们心里也踏实。再者说，这对民主政府也是个好事啊，国库有了粮食，国家才能稳定，要办啥事也有底气不是？这么一合计，就有村民主动去纳粮。
清河村的事情告一段落后，孙安海如愿以偿的回到军队，军衔提升后专门负责特战部队的事情，李镇镇长的职务，经过李镇及下属村庄有选举权的公民和平民推举，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的，落在了民主政府最近大力宣传的女英雄胡兰身上。和孙安海办好交接，刚熟悉了自己手下的一班人马，胡兰就碰到了她上任后的第一此考验：李镇辖下的村民们，推选了一些代表，带着第一批收获的粮食，来镇上缴皇粮国税了。
民主政府的政策，像这种自耕自种的农民，是没有任何税的，也不用缴纳公粮（农民口中的皇粮）。只有大规模雇佣农业工人的农垦企业和国营农场，经营者要按规定缴纳税金。对于这样下面农民自发交粮交税的情况，下面的工作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开始还只有极少数人，也是先交到当地的工作组的。工作组的组员还能劝一劝，让他们把缴来的东西拿回去。不过劝说的时候，组员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民主政府就不收农民的粮、税，再加上农民主动交粮交税，组员们心里也很得意，劝说的时候自然没那么尽心，只说是民主政府的政策，还有这方面的法律明文规定。后来有几个宣传员想到这也是民主政府的人民对政府拥戴的一个典型事例，按刘委员说的，宣传要抓住典型才有说服力。这几个宣传员就把这件事编成一个短剧排演了一下。按照他们的理解，在短剧里，对于主动交粮的农民有意无意的作了正面宣传的处理。短剧很快流传开（目前除了刘星羽主持排演的《白毛女》，这种贴近现实生活的原创剧目还很少，也很容易流传），这下子，那些以加入民主政府两年的人为主体的村子，都要向民主政府交公粮。民主政府最初的两座城都靠近海边，这些村子主要围绕着李镇，也算李镇这个民主政府首座自己建立起来的镇子的辖区。民众一发动起来，村子里的工作组劝也劝不住，只有疏导了一下，推选了一些代表，赶着车，运着钱粮，由村里的基层民兵保护着，一个村一个村的汇集起来，一起运到镇子里来了。搞得那些才加入民主政府不久的人很奇怪也很不安：民主政府不是说不收农民的粮、税吗？现在这是怎么回事？
对于这件事情，民主政府高层的看法也不太统一，很多人认为这体现了民心所向和老百姓对民主政府的认同，再加上传统的影响，心里是愿意接受百姓上缴公粮的；一部分人表示反对，也是出于维护民主政府法律的角度，认为既然法律规定不用交，那这次政府就不能收，要收也要等修改相关法律后才行，而且也不具有前溯性；只有少数几个人，真正理解民主政府制定这条法律的用义，事情刚一出来，就对此持坚决地反对态度，这几个人数虽然少，却占了民主政府核心决策层中的大多数，其中就有刘星羽。说服了持其他意见的人后，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教育民众。因此，对于最初的一些苗头，民主政府没有发表公开的官方意见，只是随时留意事态的发展。等下面的民众大批的发动起来，集体向镇政府交粮时，刘星羽带着几个干事，也到了李镇，准备借机对民众进行一次影响深远的宣传民主政府法律政策和教育民众的工作。
胡兰对刘星羽的见解非常佩服，她虽然也不赞同农民的这次自发行动，但是很多道理却很难想的清楚。还好刘星羽及时赶到，事先对这个问题和她进行了交流，统一了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看法，再给民众解释起来心理比较有底。胡兰在基层民众中的影响力可以说是民主政府各级领导中最大的：面对追兵掩护百姓撤退，身陷敌营侃侃而谈劝说敌首，上次清河村攻防中胡兰的表现不用夸大，就是一篇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在这个时代本来就容易传开。再加上民主政府对宣传工作的重视而发挥出的威力，可不是那种自发的民间传说能比拟的。造成的结果就是，现在不知道民主政府主席、不知道刘委员的基层群众大有人在，不知道胡兰这个大智大勇的女英雄的百姓，说出去都能遭人白眼。因此，说服教育群众的工作主要由她来做，刘星羽等只是边上的陪衬。再说，她是李镇的镇长，这也正好在她的工作职权范围内。
胡兰先召集了几个下面民众中德高望重的长者，还有村长和工作组成员代表，在镇政府的会议室接见他们。这次除了刘星羽，孔氏兄妹也来了。孔璋在滨海听完刘星羽对这次事件的见解后，认为这又是一个圣人之道在平常生活中得到恰当运用的最佳范例，一定要跟着来。他现在是学院里挂了号的老师，这阵子课不紧张，其他的筹备工作也不差他一个人，说了一声就来了。孔玲则是比较清闲，名义上她归外交这一块，现在没什么事，到处跟着凑热闹。要是哥哥不来，孔玲一个人还不太好意思和刘星羽出来，哥哥要来，她自然也跟上了。
胡兰开始还是用民主政府有法律规定的理由说服他们，只是在最后她道：“人无信不立，一个国家的政府更是如此。民主政府既然有了这样的法律，各级政府更应该带头遵守，而不是为了似是而非的理由和眼前利益违反它。你们这样做也是想着为了民主政府好，这个心意我理解。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却是对民主政府的法律产生损害，最终有可能对民主政府的长远和根本利益造成损害。所以，这样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
下面的代表们互相看看，几个基层工作组的代表一声不吭，脸上的表情很古怪。他们经过培训，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模模糊糊多少也能想到一些。只是这次的事情，一是确实为民众自发所为，基层工作组并没有从中推动，实际上开始他们也阻拦来着，后来觉得阻拦不住了才顺应民意跟着一起来说明情况的，来的时候问心无愧，还觉得挺理直气壮的；二是这件事情他们自己心里也抱着乐观其成的态度：农民自发向政府交粮交税，这不正表明了民主政府众望所归、民心所向吗？想的再远一点，这不就是天下归心的征兆吗？所以他们没有更深入的思考这件事对民主政府的影响。现在被胡兰这么一说，他们心里那些模糊的担心逐渐清晰起来，觉得这件事恐怕不仅仅是表面这点好处，可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对于前面乐观其成的想法现在他们也不那么确定了，原先觉得是顺应民意，自己的做法问心无愧的想法，现在也没那么有把握了，心里暗自回想：要是当时我们做工作时，立场更坚定些，理由再充分些，道理再深刻些，可能就不会是今天坐在这里左右为难的局面了。
村民代表们也有些不那么坚定了。同样的道理村里的工作组也讲过，可是话由不同的人说出来，分量大不相同。以前听工作组讲，村民们还抱着这样的念头，认为这是上面有意吩咐工作组这样推托几次，以显示出下面民众的诚意。后来各村的工作组不再阻拦，甚至有意无意的促成村民主动向政府上交粮税，更是坚定了村民们的这种想法。而现在胡兰还是这样说，态度还很诚恳，一点儿也没有那种欲擒故纵的意思。胡兰那是谁啊，近来民主政府风头最劲的女英雄，新任的李镇镇长。村民们还搞不太懂民主政府的政治架构，以前接触到的民主政府工作人员无不是平易近人，没有什么官场架子的，平时做的事情也和平头百姓接触的很多，少了那种神秘，谁也没把他们当作官。镇长可是村民们第一个明确听说民主政府负责治理地方的职务，要说起来，这可是父母官大老爷啊（这个印象，造成民主政府的百姓很长时间内认为镇长就是民主政府最高的官职，在往上，大概就该是皇帝一级的了）。官就有官威，虽说这头两任镇长（前一任是孙安海）都挺和气，那是人家修养好，可不能因此就轻视人家。镇长讲的话可代表官府，那可不能乱说话。胡兰既然这样说了，看来官府的确是这样考虑的。村民代表们也开始犹豫：本来咱们也是出于好心，这下是不是给官府添乱了。
静了一阵子，村民代表中一位年逾花甲的老者站起来拱手行了一礼，正要说话。刘星羽见老者行礼，赶忙也站起来回礼。这下乱了套，胡兰跟着也起来回礼，后面孔璋、孔玲，还有其他的政府工作人员也跟着站起来行礼。对面的民众代表一见他们站起来行礼，也忙不迭的起来回礼，好一阵忙乱。最后胡兰忍住笑，忙劝大家都坐下好好说话。那老者坐下来，抬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他可没想到自己按照见官府的规矩，说话前先行了个礼竟引出这么大的动静，慌乱中一下想不起自己刚才要说什么，借着喘气的功夫整理一下思路，一时没有开口。大家都静下来要听他说，老者年岁大了思维没有那么敏捷，半天也没想好刚才的话题。见别人都看着他，老者有些心急，越急越想不出，额头上刚擦去的汗水又冒了出来。
刘星羽见状，有意缓和一下，便问道：“老人家，您贵姓啊？今年贵庚几何啊？看您身体还挺棒的，还下田地劳作吗？”
老汉道：“小老儿姓张，今年六十七了。种田人，就是这个贱命，能动就闲不住，哪有什么贵不贵的。”
“看您说的。咱们民主政府，只有分工不同，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要我说啊，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用劳动创造财富，这才是最高贵的。”
张老汉听到别人夸奖，心里喜滋滋的。虽然不知道这个刘委员是个什么官，不过能坐在这间屋子里的除了和他一起来的民众代表，每一个都是有一定地位的。能得他们一句赞，感觉那可是大不一般。
胡兰也道：“就是。要不怎么刚才那一礼，我们都受不起呢。”见张老汉又想站起来说话，忙制止他，“您坐着说。”
张老汉坐着赞叹道：“还是咱民主政府好啊。老汉活了六十多年，当年这是大宋朝的时候，俺家里也算耕读世家，早先也是读过几年圣贤书的。在这里经过了大宋、大金，还有着前十几年纷纷乱乱的，不知道该算哪朝哪代。啥时候咱们这些种田的在官府面前都是低人一等，见官的规矩就不说了，那些衙役差人，哪一个见了咱们不是呼来喝去，派粮派差的。再说后来这乱哄哄的十几年，倒是没了官府衙役差人，没了钱粮捐税，可这村寨之间，也没了公断说理的地方，一点小事就能酿成争斗，村寨之间互相提防，看别人都跟强盗似的。这要说起来呀，民主政府到来之前咱们过的那么稀惶，少了个大家接受的断是非的衙门才是主要原因。要说咱们民主政府，那好处就多了，派工作组下乡，提供农具牲口……”
说到这里，刘星羽插了一句，“农具牲口是你们借钱自己买的，政府只是提供了担保，将来你们还要连本带利把钱还给银行（民主政府把钱庄叫银行）。”
张老汉道：“那不跟白给一样，分五年还，每年只要半分利，还不带利滚利。咱们第一年还不知道，工作组带下来种子作物产量那么高，民主政府又规定了最低限价，产的再多也不怕粮食贱，农具牲口也不算贵。”说着说着，他慢慢想起一开始想说的话，接着道：“俺们第一年不知道，还照着这十几年养成的习惯，觉着不交粮税才对。可是这一年下来，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俺们种田人也不是不明白事理，有了民主政府和俺们自个顾自个活着那阵子不一样了。这个俺说不太好，觉着咱们又有个公断说理的地方，村寨之间不用你防着我，我防着你了。怎么说呢，打个比方说，就是咱们又有个朝廷了，而且比以前的好的太多。对了，咱们叫民主政府。”说着，张老汉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又道：“咱这个朝廷，不，民主政府，要管事总要养活官员差役（胡兰插话“我们是干部，是政府工作人员，不是官”），不是这个叫法，就是个意思，总是要有办事的人。对了，还有军队，和别的朝廷不一样，咱们民主政府还有单独的法庭。听工作组的人说，咱们民主政府还有专门的匠人，哦，工人。这些人，都是少不了的。他们自己不种粮食，工人不算，工人也生产，还能换来粮食。其他人，少了他们，咱们又要回到那十几年乱糟糟的样子。可是他们也要吃饭，也要养家糊口，咱民主政府不征粮征税，怎么养活这些人，没了这些人，民主政府怎么才能维持下去。想通了这个理，俺们才巴巴的要来交粮税。这好日子才开头，俺们可是想一直这么好下去。”
周围的村民代表听张老汉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
胡兰道：“可是，民主政府有法律规定像你们这样的农民，没有粮税。”
张老汉道：“老汉我不是不通情理的人。法律不外乎人之情事之理，若是不和人情事理，这样的法律应该修改。”
刘星羽在一旁道：“老人家说的不错。法律不外人情事理，不过我们制定的这一条法律，自有它自己的道理。您刚才说的道理也对，一个国家要想维持正常的运作和发展，必然需要不少不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还有教师、科研人员等等等等，细分起来，还有很多。他们的生活来源，都是从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那里，由国家通过税收等手段，获取生活资料根据他们的职业和岗位特点，二次分配得来的。还有一些提供服务的人员，他们也不生产实物产品，但是他们的劳动也是不可或缺的，则是通过提供服务获得报酬来获得生活资源。这一部分先不考虑，单说第一部分。刚才老人家说民主政府不征粮征税，这可不完全对，民主政府只是对农民这样，对工业、商业、服务业，甚至从事农业生产的企业，都是征税的。实际上，民主政府还有针对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和购买奢侈品的奢侈税，时机成熟还打算开征遗产税。这些税收，足以维持民主政府的正常开支，甚至还有富余。”
村民代表们第一次听到这么多税，一个个脑袋晕忽忽的。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人道：“那这些税都和我们没关系啦？”说着话，代表们的眼睛却都是瞟向胡兰，似乎只有得到胡兰的肯定他们才放心。
“没错。和你们没关系。”胡兰肯定的点着头。
“那不对啊。”一个年轻的村民代表喊起来，“要这么说，我们什么也不用交啦。怎么工作组让我们交村提留？”
话一出口，边上一个年纪大的就狠狠地拍了他一掌道：“你小子，叫你别来你偏来！别的什么都不交，交点村提留咋啦？交的又不多，咋还不知足呢你！”一幅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这位年轻的代表问得很有道理啊。看来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多不足。”刘星羽等大家安静下来才开口道。“在座的代表中有没有村长？”有代表举手。刘星羽接着道：“那各位村长知不知道这村提留交上去都由谁掌管，怎么使用，又派什么用场呢？”
“我知道。”一名村长道。“村提留交上来，由村里选出的几名德高望重的村民掌管，用的时候要经过经手人书面申请，村民委员会同意，村长签字。村提留主要用于改善村里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还有为村里的基层民兵购买装备用的。”
“不错。村提留就是取之于村，用之于村，工作组只是起一个监督作用。这和税收有很大的不同，村提留没有进入政府的财政体系，完全是村集体的收支项目。这样说可能还有点不太容易懂。简单说，就是村子里的设施、装备等等一切公共财产，都是村民自己掏钱攒起来的。这些设施和装备就必须为村民服务。比方说我饿了，掏钱买了一块饼，那这块饼就理所当然的归我支配，填饱我的肚子。村提留既然是每一个村民都掏了钱的，当然就是服务于全体村民了。不过这里要说清楚，村提留是为村民的共同利益服务的，不能为了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利益滥用。否则就是损害了别的村民的利益。”
那个年轻的代表不好意思地笑了。“我说呢，怎么村里会给民兵们发武器，而不是让大家自备，原来是这个道理啊。”
“怎么，你是民兵？你们的指导员难道没有给你们讲过这些道理？”
“讲过。不过没有刘委员讲得好，我听不太懂。”
边上工作组的代表坐不住了，虽然这个暴露出来的不是他们村的，不过同样的问题在他们村里也存在。一个工作组的成员道：“刘委员，都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到家。”
“谁也不是一生下来就会做工作的。一下做不好不要紧，在实践中锻炼提高嘛。你们可都是民主政府重要的干部储备力量，将来地方大了，人口多了，事情也多了，都要靠你们来挑起重任。对了，刚才这位代表，”说着，刘星羽向那位年轻的代表点了点头，“这位代表说工作组让交村提留，这是怎么回事？我记得村提留应该是村民委员会决定交多少和何时交的，工作组只是起监督作用，怎么你们也干预起村里的工作了。是少数几个村这样吗？还是大部分都是如此。”
工作组的代表还没说话，一个村长代表说道：“这件事我清楚，这不怪他们。本来村提留是该村民委员会决定的。不过俺们都算不清楚要多少村提留才够，最后是村里决定让工作组的人帮我们算算交多少的。大部分村子都是这样。”
“哦，这样啊。怎么，工作组没在村子里开设文化课吗？”
“有啊。一开始俺们没弄明白，觉着教的那些不是科考的文章，还以为不重要，又是上夜校，都没好好学，还是工作组的人硬劝着俺们学的。还有各家的孩子，地里有活了就不去上课，三天两头的缺课，学得很慢。现在俺们知道了，回去一定好好学，孩子打着也要按在教室里，再怎么下辈人也不能没文化了。”村民代表们在下面议论纷纷。
“好啊。回去后不光是你们，还要给没来的人讲，让他们也明白这个理。”
村民代表们又和刘星羽等聊了一阵子。看看时间差不多了，胡兰道：“今天大家谈的很开心，很多以前不太明白的道理也说开了。时间差不多了，这样，镇政府准备了午饭，大家先去吃饭。吃完了想谈的咱们接着再谈。至于你们拉来的粮食，我看就不用再费力拉回去了，你们就在镇上卖掉，看看有什么好买的买一些带回去。政府是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的，这里也有几家粮店，他们的收购价可能还要高一些，你们可以先去看看他们还收不收，不收了再去政府的收购点。”
胡兰的话刚一说完，村民代表纷纷喊道：“俺们就卖给政府，别的地方收的再高也不卖。”
大家从房间里出来正往政府食堂走，一名工作人员过来对胡兰道：“镇长，有个事情需要你处理一下。”胡兰答应一声，让其他人先去，跟着来人进了办公室。
办公室里，甘勇和崔永光已经在等着她。见他进来，甘勇顾不得让小两口先寒暄一下，开口道：“有一个坏消息，这次大金的军队真的要打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