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殷国户部尚书张晖倾力发展工商业，各地商贾涌入闽地经商的节奏如火如荼的进行时，殷国宰相潘承祐却亲自出面制止了这些举措。当然，潘承祐也并非完全否定张晖的所有举措，只不过是进行了适当地修改。总的说来，张晖重商，而潘承祐重农，彼此的侧重点不一样罢了。
张晖学习管仲，有很强烈的民本思想。他厌倦打战，也不主张用严酷的刑罚来威慑百姓。百姓厌恶劳苦忧患，张晖就想方设法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张晖就想方设法使他们富足显贵，百姓厌恶危险灾祸，张晖就想方设法使他们生存安定，百姓厌恶灭种绝后，张晖就想方设法使他们生养繁衍。
然而，潘承祐却觉得，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渴望着天下一统。为了兼并其他各国，殷国必须在武力方面先强大起来。而战争是让殷国强大和稳定的最好办法，它既是起点，也是终点，并且循环往复、不应该停止。潘承祐崇尚的变革者是秦国的商鞅。商鞅流传下来的著作《商君书》上说，国家贫穷就要去打仗，可以把不好的东西输送到敌人那里，没有像文士、商人那样的国害，国家一定会强大。国家富足而不发动战争，就会懒惰懈怠，出现儒生、商人那样的国害，一定会羸弱下去。
潘承祐首先想把殷国改造成了一个农业大国。潘承祐学习商鞅的《垦令》，认为治国之要就是让民众归心于农，大家都去耕地了，民风就朴实而纯正，国力就可强大，他把所有不愿意从事农业的人统统归类为恶农，即慢惰之民，并提倡各种办法鼓励及资助农耕。
井田制以九百亩为一个计算单位，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周边为私田，中间为公田，各家分得百亩私田，同养公田。耕作之时，先要把公田的农活干完，才能各治私事。由此，春播秋割，守望相助。随着人口的增加，井田制度已经败坏，公地私有化成普遍事实。潘承祐宣布废除井田制，允许民众开荒耕作、买卖土地，这自然大大激发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显然，在战乱时期，粮食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而土地从来都是官家与百姓进行交换的重要筹码。
要让国民都去种地，就必须堵住其他的出路。如果工商业没有过高的利润，那么从商的人就没有什么兴趣了，而如果不去经商，那就只有去务农了。潘承祐出台了众多限制商业的法令。其一，控制粮食买卖和矿山国有化。只要不允许粮食交易，商人就无从得利，家家必须去种地，由此，粮食产量必然提高，而户部则控制了最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和交易权。潘承祐这是想把山泽之利全部收归户部，这既可以增加国库收入，又阻挡了一条非农的发财之道。把矿山收归国有了，那些不愿耕作、懒惰刁钻、追求暴利的民众就丢掉了饭碗，不得不重新回到田里去种地。其二，对工商业坚持重税政策。其三，商业之繁荣，关键在于流通，潘承祐下令在殷国五州进行户籍登记，命令百姓不得擅自迁居，禁止私人经营旅馆，严格限制人口的流动。
潘承祐把殷国变成了一个大农场，而殷国的工商业逐步变成由户部在控制，户部尚书张晖肩上的责任更加沉重了。潘承祐接着和兵部尚书林仁翰商议，推出了属于殷国的军爵制度。军爵制度的具体政策有两条:第一，收回贵族所有的爵秩，取消特权，重新分配，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才能够重配爵秩，列籍贵族，第二，只要有军功，无论贫贱都可以获得贵族的爵秩。潘承祐设计了二十个等级的爵位，都以杀敌多少来封赐。
在殷国，国民只应从事两种职业，一是农民，一是军人，前者富国，后者强兵，而奖惩便紧紧围绕着种粮多少和杀敌多少。人人种地，则粮多，粮多则生育多，生育多则兵多，兵多则可打仗而得到更多的土地和人口，这些人口去种更多的粮食、生育更多的人口，继续去打更多的仗，如此循环往复，就可实现统一天下的目标。
**的力量是强大的。在这样的制度之下，殷国五州蔓延着极端功利主义的进取氛围，民众个个都是农民，人人皆为战士，上阵奋勇杀敌，得胜封爵赏田。如果这一制度能够持续下去，殷国必然通过战争获得周边的土地和人口，将那里的人民也都改造成殷国的百姓，然后继续种地、杀敌，以获得更多的土地和人口。不久以后，殷国必成为虎狼之国。
但潘承祐的这些制度只是暂时的，是为了统一天下而集中各地的力量。一旦天下一统，这些制度就应该立即改变，否则就极有可能步秦国的后尘。当年，在经济模式上，商鞅试验的就是这样的命令型计划经济，即国家控制几乎所有的重要生产资料，排斥或部分地禁止商品贸易，压制或消灭自由的商人阶层，从而使国民经济完全地服务于国家的目标。商鞅治理秦国是一次古典的极权主义运动。
在商鞅的经济思想中，强国与富民似乎是对立的。他极端地认为，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绝对不能够富足。管仲主张以价格政策为工具来缩小贫富差距，而商鞅也反对贫富悬殊，却走到了强国贫民的极端。商鞅认为，理想的状态是让人民始终处在同样的贫穷线上，最好是家里没有一点多余的粮食，以保持饥饿进取的精神面貌。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怯和民愚，这样的百姓通过重刑或重赏即可变成为勇敢而凶猛的战士。很显然，商鞅把百姓的贫困与无知看成是兵源充足和社稷稳定的必要条件。
潘承祐当然不敢像商鞅这样说得直白、干得决绝，但眼下天下战乱不止，为了完全一统的目标，有一个来自商鞅的理念是潘承祐不想放弃的。那就是把殷国的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国强民安，而不是国强民富。所谓安，年份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到来的时候，不饿死，这已是最大的善政。
王延政一改前朝的休养生息政策，文治武功。这些年，唐国、吴越国三番两次进军建州，就连西南面的汉国也到漳州边境进行过挑衅。鉴于此，王延政决定在殷国的外交策略上，一反之前的绥靖政策，而是应该常年作战，扩张殷国的版图。
与此同时，王延政批准了宰相潘承祐推出的一系列强硬的国营化经济策略，涉及产业、流通、金融、税收等多个领域，具体的操盘人为户部尚书张晖。于是，茶业、铸钱、煮盐、冶铁和酿酒相继被国营化。殷国开始在民间铸造铜钱，王延政更是在建州设立了铜场，专门开采铜矿和铸造铜币。在盐业专营上，招募民众煮盐，而由官府专卖。民众向官府申请注册成盐户，煮盐费用全部由盐户负担，官府提供煮盐的铁锅，煮成之盐完全由官府收购。殷国五州个有一个盐业管理机构。盐业专营对户部财政收入的贡献是巨大的，每人每月平均食盐在三升左右，单单以殷国五州人口五百万计，就是一个庞大而稳定的需求市场，更别说出口到周边地区的食盐了。殷国户部通过盐业专营获得的利益约占财政收入的一半。
铁业则完全由官府彻底垄断，按规定，凡产铁的郡里均设置铁官，即便是不产铁的郡里也要在县一级设置小铁官，铁的冶炼和铁器的制作与销售，一律由铁官负责。殷国五州的铁业管理机构计八处。这一法令颁布后，民间不得再擅自冶铁，更不得私自贩卖，违令者，要在左脚戴上六斤重的铁锁，并没收其器物。这一政策已有别于张晖之前的策略，户部不但垄断了销售和定价权，更直接进入了制造的环节。之前，户部通过资源垄断获得专营收入，户部采用的是资源牌照授权、控制销售渠道等政策，现在则进入制造环节，实行采产销的全面管制。
另外一个被专营控制起来的产业是酿酒业。户部实行酒专卖，其办法与食盐专卖类似，由官府供给私营酿酒作坊粮食、酒曲等原料，规定酿造品种和规格，生产出来后，由官府统一收购和销售。酒榷的专营收入非常高，每生产一千瓮的酒，至少可得到二十五万两千钱的收益，通过统购统销，又可再得百分之二十的赢利。自此，殷国的酒与盐、铁并列，成为户部实行垄断经营的主要产业，在加上烟草和茶叶的垄断，专营事业共有五大部分。
户部在流通领域展开的变革策略有二，一是均输，即统购统销，二是平准，就是物价管制。由于交通不便，商品的运输成本很高，而且采购、保存十分繁杂，甚至存在各地商贾乘机哄抬物价的情况。潘承祐就采纳了由来已久的均输办法，规定所有商品均按照当地市价，由户部统一采购，然后由官办的运输机构运往其他不出产此类物品的地区高价出售。殷国在户部之下设立均输使，各地设均输官，建立起一个由户部统一管理的商业网络。
在大力推广均输法的同时，潘承祐还配套采取了一项物价管理措施，是为平准法。就是由户部来控制殷国五州的物资和买卖，以平衡物价，它与均输相辅相成，成为户部控制市场、从流通领域获取利益的重要工具。均输与平准，一是管理零售市场，一是掌握批发环节，两者互相配合，构成户部管理商业的统一体系。
这一商业体系的建成，使得户部控制了殷国五州重要物资的流通利益，其成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快速地呈现出来。在一年时间里，户部的粮库就装满了粮食，连五州的粮仓也有了余粮，通过均输所获得的盈余就有五百万两白银。老百姓没有多交税，而财政则变得无比充沛。然而，户部财政收入的增加并非因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是既有的社会财富在户部与民间的重新分配。
在户部集中管理下，殷国盐铁产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都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殷国从事冶铁业的人员起码在三万人以上，各州铁官则多达百人。户部把工匠召集起来开展生产，要钱有钱，要器具有器具。如果让私人来经营，难免格局不大，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现在由户部统管盐铁事务，统一用途，平衡价格，官员们设立制度，工匠们各尽其职，自然就能生产出上好的商品来。因为有了规模化的经营，殷国的冶铁技术也得到了极大的改进和推广，比如铸铁柔化处理技术和炼钢技术，工艺也更为成熟。
当然，户部的这些举措所造成的负面效应也是有的。自实体产业及流通被户部专控之后，民间经济的格局被彻底扼杀，社会财富被强迫清零，中产阶层集体破产，工商动力丧失，更严重的是，民众的储蓄和投资意识从此锐减，民众有好看的衣服马上就穿，好吃的马上吃掉，不再愿意储蓄投资。而各地铁官监造出来的民用铁器质量低劣，而且非常昂贵，还强令民众购买，导致怨声载道。户部尚书张晖认为应该使盐铁皆归于民，还提出享受俸禄的官员和贵族应该退出商界，不应该与民争利。相对的，对商人阶层要给予了更多的同情和认可。
张晖之所以反对，主要是在于户部因这些策略而增加的财政收入，被王延政拿来大多用于国防军备，平民阶层因此而得到的实惠少之又少，在这些政策之下，国强易得，民富难求。
张晖指责盐铁、均输、平准等是与民争利，造成官商勾结，物价沸腾，民间经济萧条，同时，户部主宰商品生产和经营存在重大弊端，其商品要么不适民用，要么质量低劣，各级官吏则强买强卖，最后还使得殷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权贵经济，形成了一个背靠政权，以经营商品为名，通过特权攫取庞大利益，他们的权势大于朝廷重臣。
张晖所提出的这几点，在潘承祐看来，都不意外。在潘承祐看来，如果不执行这些策略，打战的开支从哪里出?户部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一统天下的愿望如何实现?而这三项不正是殷国成就霸业之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吗?
潘承祐引用桑弘羊的思想表明，要让殷国强大何必依赖于农业，要让百姓富足何必用井田制这样的笨办法?又说，致富之道在于谋略，不在于身体的辛劳，利润的获取在于积聚效益，而不在盲目蛮干。他甚至一点也不讳言，户部的专营策略与民争利的本质，他说，实行均输与平准，目的之一就是让商贾从商品买卖中无从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