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饭，吴中有回省政府，向谌省长汇报北京之行。印道红继续去找余建强，为他的申诉提供方便。因为不知道他住在哪里，只能先联系。于是，他掏出手机，拨通余建强的手机号码。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余建强才接电话，语带警觉地说：“你是哪位？”
印道红自报家门，说：“我想和你见个面，烦你告诉我你的住址。”
余建强告诉他住址，那是一个很偏僻的小旅馆，一般人是很难找到的。进了房间，印道红说：“你怎么住这么偏的地方？”
余建强苦笑一声，说：“你一直在帮我，表明你是好人，我就不隐瞒什么。我把王金印得罪了，他现在在整我，我告他的状，他能不动用权力，限制我的自由吗？我住这样的地方，就是为了躲避他的人。”
什么，他这样做是为了躲避跟踪？这不是电影里才有的镜头吗，现实生活里怎么有了？他不无同情地说：“要不是因为这件事，你的县委书记当得好好的，不会受这份罪了。”
余建强丢给他一支烟，自顾自地燃上，抽了几口，说：“物不平则鸣，理不正则论，人人都只想着安逸安稳，社会就不会进步了。是啊，人人都说我傻，巴结领导还来不及，我却去告领导的状，这不是犯傻又是什么？”
看着那张布满沧桑的脸，印道红不忍心让他失望，可又不得不让他失望。犹豫再三，他说：“余书记，我很佩服您的正义和勇气，可事情太复杂了，很难处理。我已经请示了谌省长，他说千万不要介入你的这件事情，弄不好会出大事情的。”
这种答复，虽然不会让余建强感到意外，可让他愤怒。他狠狠地抽了几口烟，把烟头丢到地上，把它踩灭，感慨地说：“感谢你对我交了个底，别的，什么都不用说了。我余建强至死，都会感激你在这个节骨眼上对我说真话。”此时此刻的余建强，已经不再流泪。他认为对他说真话的印道红是个好心人，他只能说他是好心人，因为他对他说了真话。
而印道红，却在内心深处责备自己，因为没有说真话。其实，告诉他真话，让他会到谌省长，问题不但解决不了，还会让谌省长更加陷入被动。与其如此，还不如说假话，先避免激化矛盾，保住谌省长不陷入更大的被动。而且，只这样说还不行，因为矛盾还在那里，没有化解，谌省长随时存在危险。现在有个机会，就是让余建强成为扳倒喻国和的一股力量，那就是让他继续告下去！
想到这，印道红狠下心说：“余书记，您的这个事情在我们省肯定是解决不了，您要想解决，还得前进一步。”
余建强愣了一下，说：“你的意思是要我去北京反映情况？”
印道红点了点头，说：“您的事情，从市里到省里，谁都知道您委屈了，可谁敢接您的申诉，为您主持正义？连向来敢为老百姓说话的谌省长都不敢为您说话，您应该明白我说的这个意思了。”
余建强当然明白，可要去北京告状，谈何容易。他也是快五十岁的人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已经让他无法承受，现在又要千里迢迢上北京，身体受得了吗？他的脸部有些绝望，喃喃自语道：“我相信组织，我相信我们伟大的党！”一行清泪，从他的脸上滑下，落在地板上，似乎发出铿锵之声。
印道红试探着说：“难道，您怕了，不敢和他们斗争了？”
余建强一跺脚，说：“从走出第一步开始，我就预料到了结果。要是害怕，我就不会迈出第一步。我是担心我这样做，会连累我的老板和孩子。”担心家庭和孩子，这是人之常情。印道红不敢再说，只默默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以示理解。
拖着疲惫的身子，余建强回到了兴宁县老家。进了屋，他把皮鞋踢掉，发誓再也不穿了。然后，他躺在铺上，滴水不沾滴米不进，脸色惨白惨白的，泪水把整个枕头都浸湿了。
见他那副样子，他的妻子连哭带叫地摇晃着他，说：“建强啊，你能死在这事上面吗？想想我们，想想孩子，可怜可怜这一大家人吧。你虽然在社会上没了地位，可在家里你永远是有地位的。”
余建强捶了捶铺，恼怒地说：“难道我是为了这个所谓的地位吗？我从小到老就没想过要在官场上混出什么名堂，我这样做只是为了争口气，怎么连你都不理解我了吗？”
老伴委屈地说：“我不是不理解你，我是担心你，你一定要想得开，不然的话我一定先于你死了，免得我难受。”
余建强勉强地从铺上坐起身来，说：“这双皮鞋我穿了走不了远路，我再也穿了，把它丢掉。帮我去买双运动鞋，我要穿着它跑远路。”
老伴慌了，说：“你没工作了，我还可以劳动，还有孩子，你该吃什么就吃什么，该穿什么就穿什么，怎么想到要离开这个家呢？”
余建强苦笑几声，他知道，同没有文化的老伴是讲不清楚的，她只能作为贤妻良母安慰他。而这种安慰，这种忍辱负重的贤惠，却更加使得他感到了沉重的生活压力。他看得出来，老伴为了他，甚至可以去当老妈子去挣钱。可是，我余建强堂堂的一正处级干部，一个县委书记，究竟犯了什么错，竟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难道，就是因为我写了封领导的举报信？现在，不是因言获罪的时代了，我不甘心！
老伴端来一碗粥，劝他喝下。余建强接过碗，勉强地喝完了粥。然后，他又躺下，迷迷糊糊地，昏睡了三天。第四天清晨，他终于清醒过来，竟发现自己白了头。
“我要去北京告状！”看着在一旁垂泪的老板，余建强毅然决然地说，“上面说我是红的我就是红的，比太阳还要红，如果上面说我是白得，那我就是白的，大家都会迎合的，我为什么要为这种清白而争呢？我为什么要为这种清白去死呢？一个领导犯了错，我不能在压力之下跟他一起去犯错，我要讨回我的公道，为自己，也为这个制度。”
老伴点了点头，说：“只要你愿意，你去吧，爹妈我会照顾好的。”几十年的夫妻生活，老伴已经了解他的性格，决定了的事就是十头牛也拉不回。与其让他躺在铺上难受等死，不如让他去北京，或许会有转机。
这时候，许多朋友来串门，想宽慰余建强。面对着他的这些朋友，余建强掉下了眼泪。他知道，他的朋友们是为了让他开心而来，但是，这种开心是不实际的。他只能边和他们开着玩笑，边擦眼泪。他已经打算进京了，甚至他下了死在北京的决心。
临走的时候，余建强去看望了父亲、母亲和弟。他的父母都是70多岁的老人。两个老人正在找人，找亲戚朋友找那些当大官的帮儿子告状。见到儿子，两老不无伤心地说：“孩子，你是受了冤屈的，如果政府不给你平反，我们至死都不会瞑目。我们曾经因为你是县委书记而为你自豪。咱们家出了一个金凤凰还当了父母官，这是我们前世积德修来的福气。可是，我们快要入土了，你却成了罪人，你让我们怎么想啊？你去北京，我们也要跟着你去北京，哪怕死在火车上，我们都是为了帮儿子澄清冤案，尽父母最大的努力，你是我的亲骨肉啊！！”
看着白发苍苍垂垂老矣的两老，听到他们的伤心话，余建强百感交集，朝他们跪下，说：“父亲，母亲，你们不要管了，你们也解决不了，你们生我养我的恩情我永远记住了。请二老相信，不管怎样，我都是跟着党走，绝不会赶出对不起党，对不起二老的罪行。这段时间，媳妇会住过来，照顾你们的起居。只要你们身体健康，能睡好吃好，就是对我上北京的最大支持。”
余母泪使劲拉起儿子，泪眼婆娑地说：“好好好，你去，我们不会拖你后腿的。”
余建强告别父母，拉起包裹，准备出门上路了。这好似，门口出现一个农村妇女，看上去四十多岁，肩背一个布袋。一进门，她朝余建强就是一跪，一边磕头一边说：“您的事乡亲们都知道了，我是代表乡亲们来看望您的，我拖着两条跛腿围着兴宁县城转了一天，才打听到您的家门。”
余建强这才想起，她是兴宁县芙蓉镇人，叫苗桂华。那是去年八月份，他刚担任县委书记不久，见县委大院天天有个女人，披头散发，跛着腿，跑来跑去，在县委大院里挨着门喊冤告状。一次次撵走了，她又回来。他想，这个女人一定有什么冤屈，不然她不会这个样子。于是，他问起了这个女人的事。有人告诉他，这个女人告状已经告了四五年，谁见了谁躲着，说她是个疯女人。
当时，余建强听了，陷入了沉思，他想，一个女人常年告状必有冤屈，要查明原因，为什么要躲着她，撵她？
为了办这个案子，余建强查了全部案卷，与县法院的同志座谈了四次，下次骑自行车去这个女人所在的村子，往返数百公里。他把这个案子向中级人民法院反映，直接找院长汇报，终于查处了真正的罪犯，让其判了刑，为这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伸了冤。
现在，余建强自己蒙受了冤屈，又看到了这个妇女，不禁百感交集，心想：余建强啊余建强，你真是是个大傻瓜，面对腐败现象，你有了职务可以帮助老百姓伸张正义，澄清冤屈，如今没了职务，还怎么去为老百姓说话啊！
余建强急忙扶起苗桂华，又搬过一条凳子，请她坐下，说：“桂华，还害你来看我，真不好意思。”
苗桂华说：“余书记，您可要很住，兴宁县的老百姓都惦记着您。当年，八路军小米加步枪打垮了小鬼子，我没什么送给您的，给您背来了五斤小米，吃了它您就忘不了老区的人民，记住老区的人民在支持您跟腐败作斗争，您吃了老区人民的小米，去跟腐败作斗争，老区人民最恨腐败，最热爱党了。眼下最黑，还是党的天下，党的国家，只要党在，就没有伸不了的冤。”说完，她从肩上取下那个布袋，塞到余建强的手里。
拎着沉甸甸的五斤小米，看着这个从老区来的纯朴女人，余建强心想，如果自己的这个冤案得不到公正解决，不知要伤害多少老百姓的心啊。送走苗桂华，手攥金灿灿的小米，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他想，自己这次冤案，不仅是个人的事，还是一次腐败和反腐败的较量。脑海中，他想起了曾经读的一本反腐倡廉的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战争年代，冲锋陷阵的战士，为革命而死去成为烈士；在改革开放的和平时代，要与腐败作斗争，很有可能成为囚徒，这恰恰说明了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和残酷性。腐败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毒瘤，不不仅会使一个时代产生冤案还会导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衰亡……”
想到这些，余建强的心慢慢平静。他放下包裹，回到房间，拿起纸笔，开始奋笔疾书。他要用他的血泪写一封争道义正人伦树正义的鸣冤状，题目就叫“我以我血祭轩辕！”
他这样写道：他们不是办错了案，而是没办就把我整了。到现在我也想象不出来，对我一个县委书记的整治，究竟立了案没有，根据是什么？在党风不正的情况下，出现办错案很难说，但我的案没办就定了调子，不是调查不彻底，而是根本没有调查。或者叫只调查反映的一方，不调查被反映的一方。
我的信开宗明义，是向省委反映一个信息，即海川市市委书记王金印发牢骚，其儿子最纠结驾车压死人逃逸等。这不是告状，怎么成了诬告？好比我没得高血压，硬说我偷吃了降压灵。一封反映信息的信，而且我的身份是内参通讯员，如果正常处理怎能转到被反映人手中？当事者竟然动用**手段对我及二十多名县级干部进行侦查，两条信息开除党籍，这能让人信服吗？
在海川市，当事者两次重复登报，发通报，是全社会都知道告领导的下场！人为加上分裂党的政治帽子，警告老百姓：谁反对他王金印，谁就是分裂党，谁就是犯罪，就是反对党！在党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出现这样的案子，实属典型——没办案就已经错了，没定案就定罪了，没根据就结案了，没怀胎就分娩了，没告状就诬了，没保护举报者反倒把被举报人鼓励了！
写完最后一个字，余建强感觉神经一种刺激。黎明的时候，他倒头睡了一觉。醒来，已经是上午十分，他的老母备好了饭菜，等他醒来。他觉得自己的精神好了许多，食欲也有了，很快就吃了两碗饭。
儿子能吃饭了，他有救了！余母一阵高兴，老眼渗出了喜悦的泪光。和两老再次道别，揣好新件，背着包裹，余建强大踏步出了家门，前往省城火车站。他对北京之行充满了无限希望，他把整个性命都压在北京之行上。
因为担心跟踪，去北京的火车票，余建强是偷偷从黄牛党手中买的。揣着票，他像小偷一样溜进了火车站，排队检票。时不时，他偷偷地看着周围，看有没有熟悉的眼睛。他知道，在这种处境下，想利用他的处境去讨好王金印的人大有人在。有许多道貌岸然的人，他们的乌纱帽下面不沾点别人的鲜血是红不起来的。
终于顺利通过检票，一上火车，余建强就死死地躺在卧铺上，一栋不懂，还用报纸盖着脸，生怕被熟悉的人认出。他深信，只要有人知道他去北京上放，马上会把消息传给那位大权在握的对手，而那位对手就会对他的家人施加一种可怕的手段。他趴在铺上，一声不吭，没有任何动作，有了尿意也憋着。晚上，他听着列车铿锵有力地倾轧这铁轨的声音。这铿锵有力的声音，给了他很大的安慰和鼓励，也令他感到孤独和凄凉。
半夜，余建强终于下了火车。他走出北京火车站，赶到了他熟悉的长安街。长安街上，那微微的清风，那淡紫色的天空，重新唤起了他对生命的希望和憧憬。他想，这次来绝对不能白来，一定要找出一个眉目来。党组织不会那么清白不分，是非不辨的。任何一个王朝，能够维持长久的统治，都是因为清正廉洁，正大光明。他感到，尤其是此时此刻，他整个希望都几头在党的廉政建设上。
在长安街一带的立交桥涵洞，余建强将就着睡了几个小时。天还没亮，他就醒来，赶往信放局。在那里填完表，工作人员告诉他，回去等待，等有了消息就会通知。
他很想进中南海，想把自己受到的冤屈向中南海的领导同志哪怕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哭诉一番。而然，中南海警卫不会让他进去，他们有他们的纪律。是啊，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要是谁都到中南海去诉说，那不会乱套？
可是，一连几天过去，上方毫无进展。这天清早，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余建强遇到了以为老者。看上去，这位老者应该是退下来的老领导老干部。他们谈得很投机。得知余建强的遭遇后，老者说：“你本身这件事，找不出什么结果来，到哪儿也不会被重视，你还是重点反映轧死人的事情。性命关天，谁都会重视，你去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我保证你能成功。
得到老者的指点，余建强心头豁然开朗。于是，他打听最高检察院的位置。几经周折，在傍晚时分，他终于走进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接待室。工作人一边整理材料，一边说：“老同志，对不起，我们该下班了，您明天来吧。”
这是实情，余建强只得离开。天色晚了，忙了好几天，身子实在累了。他又急匆匆地找廉价招待所。可是，几经问价，没有价格低的，他感到实在付不起住宿费。他的身上已经没多少钱了，他还不知道自己要在北京住多长时间。人身在外，钱得省着花，至少得保障有钱填饱肚子。他心急如焚，只好回到北京站，在旁边找个歇息的地方。
在绚丽的灯海下，余建强在路旁找了个位置坐下。无限的疲劳袭上心头，但他没有一点睡意，也没地方让他睡，到处是人。他把包裹垫在屁股下，就这样坐着，从一点到两点，再坐到三点。
临晨，迷迷糊糊中，余建强听到吆喝声。原来，环卫工人来搞清扫了。一个中年妇女，身穿一件黄色衣服，脸上用毛巾包着，人只露着两只眼睛，一边挥着扫帚，一边大声喊道：“走开，快走开，我们清扫了！”
有些动作慢的，被扫帚扫到，哇哇直叫。余建强急忙挣扎着起身，拎起包裹，在街道上溜过来溜过去。天终于亮了，当红霞满天飞舞的时候，他又出现最高人民检察院。
接待室的门已经打开，等待接待的人排着长队伍，慢慢挪动。余建强庆幸自己来得早，排在队伍中间位置。要是再来迟一点，肯定排在队伍后面，肯定要等到下午才有可能登记。没吃没喝的，那得耗尽多少体力！
大约个把小时候，终于轮到余建强了。他从袋子里小心翼翼地拿出县委书记的工作证，递给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检查了他的工作证，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且初步听了他的申诉。然后，他们告诉他，说：“你到我们信方站去吧，那里专门办这类事。去以后，你就找钟处长和谢副处长。你等下，我先给他们去个电话，通个气。”
离开时，余建强才知道今天是检察院领导来信放办轮流值班。他怀着兴奋，急匆匆地赶到高检信放处。接待他的是位女同志，自称姓王。她说：“刚才主任来了电话，钟处长在等你，你绕过去直接去他办公室谈吧。”
在王同志的带领下，余建强直接去了钟处长的办公室。钟处长三十多岁，显得很精明。听了他的申诉后，他很干脆地答复道：“你的处分我们认为不当，不过只能由纪检部门来解决，因为这是党内问题。你反映的问题，我们会马上处理，我们一把手明天从外地出差回，到时候我向他汇报。不过，你得先回去，耐心等待。”
这样的答复，自然是最好的答复了！余建强千恩万谢，怀着一种无限感激的心情和那位钟处长道别。出了门，他就在门口蹲着，因为这次他不知道该去哪里了。
余建强想，这下可难了，他不止是告状，还要打破一种党内的常规，他哪有力量打破这种常规呢？除非国家开什么重要会议集体商量才能打破这种常规——如此说来，他只能丝路一条。除了回去等待，别无选择！
想到回去的可怕，余建强在心里大声呼喊：不行，我不能回去，死，也要死在这里！为什么不通过媒体，让媒体来扩大事情的影响，受到领导的关注呢？猛地，他想到了媒体。（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