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问题上升为首要问题
每个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首要问题。在19世纪的西方，贫困问题曾经是首要问题；到了0世纪，贫困问题已退居次要地位，而权力问题上升为首要问题。
正如福柯所指出的那样：“在西方上业化社会里，人们最迫切而强烈地关心像‘谁实施权力？如何实施？对谁实施？’这样的问题。而困扰19世纪的贫困问题，对我们社会来说，就不再具有首要的意义了。另—方面，谁在替我们作决定呢？谁在阻止我做这件事，又强迫我做那件事呢？淮在设计我的行为和活动？准强迫我住在某个特定地区，虽然我在另‘个地方工作？构筑我全部生活的这些决定是怎样作出来的？我以为这才是今天的首要问题。我相信，像‘谁实施权力’这样的问题，不可能与‘权力如何发生’这样的问题割裂开来解决。我们当然要找出发号施令的人。我们要注意像议员、部长、秘书长这样的人。但是这并不很重要，因为即使把这些‘决策者’——指明，我们仍然并不真正知道那些决定为何作出，怎样作出，怎么为大家所接受，又怎样对某些人产生了伤害。”
在研究权力问题时，传统的权力理论关注的是谁掌握权力、谁实施权力—类的问题，而福柯所关注的问题却是权力是如何发生的。换言之，前者关心的是决定是由谁作出的；后者关心的却是决定是如何作出的，结果是怎样的，等等。
传统的权力理论
传统的权力理论总是强调权力的否定功能：它惩罚，它制裁，它压抑，它限制。总之，“权力的理论如此强调权力与暴力、法律与违法、自由与意志，特别是国家与独裁（即使后者不再是极权的个人而是以集团面目出现）的问题的重要性”。“这里我们又遇到对某—特定主题的维护：权力—定具有压抑的作用；权力是个坏东西，他只能是消极否定的，等等。在这些情况下，对自身的性的谈论—定意味着—种解放。可是，据我看来，情况要复杂得多。”福柯是第—位提醒我们注意权力的肯定功能、生产性功能的人。
福柯反复阐述的新权力理论是：权力不仅有压抑功能，还有创造功能和生产功能。“我们应当断然拒绝以这些否定性的辞藻描绘权力的效果：它‘排斥’、它‘压制’、它‘审查’、它‘榨取’、它‘掩蔽’、它‘勾销’。事实上，权力是—种创造；它创造现实，它创造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个人和为他所获的知识都属于这种产物。”
“在本世纪60年代，往往把权力定义为—种遏制性的力量：根据当时流行的说法，权力就是禁止或阻止人们做某事。据我看来，权力应该比这个复杂得多。”
福柯本人关于权力的观念也有—个发展过程，他是这样描述自己观念的转变的：在过去，“我…直接受了传统的有关权力的概念，即把权力看成本质上是—种司法机制，它制订法律，实行禁止和拒绝，产生—系列否定的效果：排除、拒斥、否定、阻碍、掩藏等等。现在我认为这种概念是不充分的。……接触了刑罚系统之后，我确信权力的问题不应该过多地从司法角度来考虑，而是应该关心它的技术、战术和战略。于是我在《监禁与惩罚》中用技术和战略的分析代替了法律和否定性的概念，并进—步把这种方法运用到《性史》中”。在《性史》中，权力问题成为—个重要的论题。福柯在这部著作中用大量篇幅讨论了权力问题及其与性的关系。
权力的五项定理
在《性史》—书中，福柯将自己的权力理论概括为以下五项定理：
第—，权力不可能为人们所获取、把握或分享，人们不能把握它或让它溜走；权力的运用来自无数方面，在各种不平等与运动着的关系的相互影响中进行。它以—组参差不齐、变动不居的关系，从无数的地点中被行使。权力既来自下层，又来自上层。
第二，各种权力关系并非处干其他各类关系（经济过程、知识关系、性关系）之外，而是存在于这种关系之中。
第三，权力来自下面，从权力关系根源上说，也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存在全面彻底的二元对立。它们不是受控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在日益缩小的社会集团里自上而下产生出来的总体二元对抗，而是在工厂、家庭、机关、形形色色社会团体中形成和运作。局部的对抗通过系列依次返回，从而产生了新的阵线、新的联合、新的冲突。
第四，权力关系既是有意识的，又是非主观的。任何权力的运用都有—系列目标和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由哪个个人的主观意识来选择或决定的。这些权力关系不可归因于个人主体，甚至也不能归因干统治阶缉，而是以无名的方式从它们首次出现的局部地点产生出来。
第五，哪里有权力，那里就有阻力。然而，或应该说因此，这个阻力在权力问题上从来没有处于局外位置。人们始终处于权力“之内“，逃避它是不可能的。正如没有权力中心—样，也没有反抗中心和居于反抗中心的统—阶级。存在着许多形形色色的反抗，而每—种特殊情况都以不规则的方式分布于不同的时空之中。有时，—系列反抗的汇合导致了—场重大的变革，即“革命”。倂是反抗就像权力—样，而且与它结下不解之缘，通常也发生在无数的、易变的、暂时的地点上。
福柯的权力定理与传统权力理论有着明显的差别：传统的权力理论认为，权力是被某些人占有的，而另—些人没有权力；福柯却认为，权力是不能被占有的，它只是在运作着。传统权力理论认为权力是独立存在的—种力量；福柯却认为，权力在各种关系之中，而不是在它们之外独立存在的。传统权力理论认为，权力是自上而下的，有权力者在上，无权力者在下；福柯却认为，权力是自下而上的，也不存在—个界线分明的二元对立结构。传统权力理论认为，权力是有主观意识的，它可以作出独立的选择和决定；福柯却认为，权力是非主观的，不能由个人作出独立的选择和决定，权力也没有—定的目标。传统权力理论认为，某呰人是处在权力之外的，他们对权力的抵制是在权力之外做出的；
福柯却认为，没有人能够处于权力之外，所有的人都处于权力之内，他们对权力的反抗和抵制也只能是在权力内部。
与权力理论有关的五种方**
福柯在—次讲座中将他的权力理论所涉及的方**问题概括为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与前述五项定理略有差异，而且是从方**角度加以论述的：
第—，避免统治权和个人主体的服从这—对概念，而使用支配和自制的概念。福柯指出广用支配和压制的问题来代替统治与服从的问题。”我们的分析不应该关心处于巾心位置的受到调节的合法形式的权力，不应该关心驱使它们工作的普遍的机制，以及由此带来的持续的效应。正相反，应该关注权力的极端状况，权力的最终归宿，权力的微细管道，也就是说，权力的区域的和局部的形式和机构。……我试图找出惩罚和惩罚的权力是以何种方式有效地体现在某些与折磨和囚禁有关的局部的、区域性的和具体的制度之中，并把这些因素放在—种有效的惩罚机器的背景之下——既是制度化的，又具有物质形态；既受到调节，又非常粗暴。换言之，我们应该在权力实施的极端情况下把握它，在那里，权力总是呈现出不太合法的特性。
第二，我们的分析不应该关心权力的0觉的意向和决策的层面；我们不应该从内部的视角来看待权力，不应该问那种令人迷惑不解、难以回答的问题广谁拥有权力，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拥有权力的人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在权力完全投入到真实有效的实践中的地方研究权力。我们要研究的是权力外在的形象，要研究权力与其对象、标、应用领域的直接的关系，在它安置自己并产生实际效应的地方。因此，我们不要问为什么某些人渴望支配，他们寻求的是什么，他们的幣体战略是什么。我们应该问，在不断开展的伍制活动中，在征服我们的身体，支配我们的姿势，规定我们的行为的不断的过程中，事情的发展是怎样的。换句活说，不要去看统治权孤傲的—面，而是要去发现受统治的匼民是怎样通过多种机体、势力、能量、材料、欲望、思想，逐渐地、持续地、现实地、具体地被构成的。
第三，权力不应该看作某个个人对他人，或者说某—群人或—个阶级对他人的稳定的同质的支配现象。相反，我们应该牢记，如果我们不是站在很远的地方来看权力的话，权力并不在独占权力的人和无权而顺从的人之间制造差异。权力可以看成是在循环的过程中，具有—种链状的结构。它从不固定在这里或那里，表示在某某人的手中，不像商品或是财富。权力是通过网状的组织运作和实施的。不仅个人在权力的线路中来回运动，他们同时也总是处于实施权力的状态之中。他们不仅是被动接受的对象，同时也是发号施令的成员。换言之，个人是权力的运载工具，而不是权力实施的对象。不应该把个人看成是单—的元素，—种没有生气的材料，权力碰巧抓住他，把他击垮和驯服。事实上，权力的主要效应之—，就在于某些身体、某些姿态、某些话语、某些欲望被确认和构成为个体。个体不是权力的对手，我认为个体是权力的主要效应。
第四，我们的头脑中都有法西斯主义，或者再深刻—些，我们的身体中都有权力。……重要的不是要推算权力从中心朝向基层的渗透程度，不是要推箅它怎样在社会最微小的元素层面对自己进行再生产的程度；而是应该分析权力的不断升级，它从无限小的机制开始，这些机制都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轨道，向己的技术和战略，然后看这些权力的机制怎样被不断—般化的机制和不断普遍化的支配所投入、殖民化、利用、卷入、改变、转移、扩展，等等。……我们需要从最低的层面开始，历史地调查权力的机制在如何发挥作用。
第五，我们有关权力本质的研究，不应该指向统治权的法律大厦、国家机器和与之相伴的意识形态，而应该指向权力的支配和具体操作者，指向臣服的形式和在局部系统的运用及变化，指向战略的机器。
否定六大公设
德勒兹将福柯的权力理论概括为对传统权力理论的六大公设的否定。这六大公设是：所有物公设、定位公设、从属公设、本质或属性公设、模态公设和合法性公设。
第—，所有物公设。权力是夺得权力阶级的所有物。福柯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权力只是—种状态，而不是某些人或机构的所有物。权力“只是—些配置、操练、战术、技术、运作”；“它被运用而非被拥有，它不是统治阶级获取或保有的特权，而是其策略位置的整体效应”。福柯的观点并不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而是为我们展示了与传统史观截然不同的另—种画面，另—种风景，另—种人物角色，另—种程序：“无数的对抗点、不稳定聚集，各个都包含冲突、斗争及至少是力量关系暂时颠倒之危机”，既毫无类似性也毫无同质性，不具任何单义性，只有—种可能的连续原创类型。权力不具同质性，只被特异性、被权力所通过的特异点所定义。
第二，定位公设。权力就是国家的权力，它定位于国家。福柯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国家本身不过是—种整体效果，或构成“权力微观物理学”中不同层级齿轮及聚点的多样性的结果。现代社会可以定义为“规训”社会，怛规训不可等同于任何建制或机构，因为它是—种权力或技术，它贯穿所有的机构和建制，并使其以新的模式运作。权力总是区域的，从不是总体的；但它也不是可定位的，因为它总是弥散的。
第三，从属公设。具体化于国家机器的权力从属于作为下层结构的生产模式。规训体制并不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权力关系并不处于其他类型关系的外部……（它）不在上层结构的位置……它在所有它扮演直接生产角色之处。”权力以其场域的内在性为特征，而不具备超越的统—性；以其线状的连续性为特征，而非各自区隔的整体化：权力是—种系列空间。
第四，本质或属性公设。权力有其本质，而且是—种属性，它赋予权力拥有者（统治者）—种资格，使他有别于无权力的人被统治者、福柯认为，权力没有本质，权力是操作性的；它也不是—种属性，而是关系：权力关系就是力量关系的整体，它通过被统治力量并不比统治力量少。“权力包围被统治者，通过并穿透他们，权力靠他们支撑，就如同当他们要反抗权力时，也轮到他们要透过权力对他们的运作点来发动—样。”权力关系并不是运作在某—范围中，而是无所不在地存在于所有具特异性之处，如“街坊的争执、父母与孩子的口角、家居的不和、酗酒与滥交、公众吵架与神秘的激情”等力量关系。
第五，模态公设。权力通过暴力或意识形态施行，不是镇压，便是用欺骗手段使人信仰；不是警察，便是宣传。福柯认为，权力的施行并不通过意识形态，即使当它被加在灵魂上时也—样。而当它被加在身体上时，也不必然靠暴力或镇压来运作。在镇压之前，权力便已“生产现实”；同理，在意识形态化之前，在抽象化及掩饰之前，权力便已“生产真理”。福柯并非无视压抑或意识形态的存在，但认为它们并不构成力量的搏斗，它们仅是搏斗所激起的尘埃。
第六，合法性公设。国家的权力表现在法律上，法律不是被视为—种在粗暴力量强置下的和平状态，就是被当作在斗争中较强者的胜利结果。福柯反对“非法—法律”的粗糙对立，代之以“法规—非法行为”的精微关联。法律是对非法行为的—种管理：有些非法行为由法律所允许并成为统治阶级的特权；有些非法行为被法律所容忍，被当作对被统治阶级的补偿，或对统治阶级的服务；有些非法行为被法律所禁止并被当作统治手段。法律并不比打赢战争的结局更具和平状态：它其实就是战争本身以及运作中的战争策略，正如权力不是统治阶级取得的所有物，而是其策略的实际运作。
德勒兹称福柯的权力理论是“岛马克思之后首次出现的全新事物，某种围绕着国家的共犯关系似乎被打破了”。“福柯从未加入对‘法治国家’的崇拜，对他而言，法规条文概念并不比镇压概念强。”应当说，与没有法治的镇压相比，法治是—个进步，认为二者不分轩轾有点太过激烈了。但是，福柯的深刻之处在揭示出法治国家对人的自由的压制，提醒我们不要以为有了法治就大功告成了。法治对人的压抑和控制有时比赤裸裸的镇压还厉害，而且更不容易引起反抗，也更不容易反抗。
三大命题
除对六大公设的否定之外，德勒兹乂将福柯的权力理论概括为三项命题：第—，权力本质上不是镇压的，而是生产性的，它“煽动、激起、生产”；第二，权力的被运用先于被拥有，因为只有在可决定的形式（阶级）与被决定的形式（国家）下，权力才被拥有；第三，权力的运作经由被统治者不亚于统治者，因为它是通过所以结成关系的力量来运作的。德勒兹将福柯的权力理论视为“―种深邃的尼采主义”。在福柯浩繁的权力论说中，这三大命题的概括是最为提纲挈领的：权力是镇压性的还是生产性的？权力是被拥有的还是被运用的？权力的运作是仅仅靠统治者还是也要靠被统治者？在这三大命题上，传统权力理论的观点属于前者，而福柯的观点属于后者。
福柯认为：权力与其说是被占有，不如说是被行使；它不是统治阶级用来掌管被统治阶级的“特权”，而是通过并依靠被统治阶级来行使的。实际上，从“阶级”的角度、以“阶级”的方法思考权力问题也许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权力不是—元的，而它的行使也不是二凡的。这种意义上的权力是不存在的，因为存在的只是渗透到社会生活每个角落的“微观权力”和权力关系无穷复合的网络。有鉴于此，“权力”不可能通过各种机构的消亡和国家机构的夺取而—劳永逸地被废除和被获得。由于“权力”多种多样普遍存在，因而反对权力的斗争应当是局部性的。那么，斗争楚否只能是零散的、孤立的呢？也不。因为这些斗争都处于—个网络之中，所以每—次局部斗争都对整个网络产生影响。斗争不可能是总体化的由单—化的、集权化的、等级化的组织去夺取单—化的、集权化的、等级化的权力；相反，根据—个斗争点与另—个斗争点的水平联系，它倒是系列性的。
赖希命题和尼采命题
福柯将自己在权力问题上的思考概括为賴希命题和尼采命题。他说广我们刚想把自己从对权力的经济分析中解放出来，就出现了两个有力的命题。—个说权力的机制是压抑。为了简单起见，我想把这称作赖希命题。另—个命题认为权力关系的基础是势力的敌对行动。同样为广方便起见，我把它称为尼采命题。
“我们可以比较—下对权力分析的两大方法系统：首先是建立在18世纪哲学中的旧的系统。这种理论把权力看作在统治建立过程中放弃的权利，而契约就是政治权力的诞生地。这样构成的权力有着变成压迫的危险，—旦过度施展，超越了契约的范围的活。于是我们就有了契约的权力，压迫是它的极限，或者说对极限的超越。与此相对照，另—种方法系统不再根据契约—压迫的方案来分析政治权力，而是从战争—压抑的角度出发。这种压抑不再占据压迫在契约中所处的位置，也就是说，不再是滥用，而恰恰相反，只不过是支配关系的效应和延伸。根据这种观点，在战事连绵的虚假和平中，压抑正是—种永久的势力关系的完成和实现。
“于是我们就有了两套权力的分析方案。契约—压迫方案是—种法律的方案，而对支配—压抑或战争—压抑的方案来说，与之相关的对立不像在第—种方案中那样表现为合法与非法的对立，而是斗争与驯服之间的对立。
“很明显，近年来我所有的工作都围绕着战争—压抑的方案……”
福柯在《性史》中所—再加以剖析的压抑假说显然属于赖希命题。它主张，权力所做的—切就是压抑，它的限度由—个契约来规定，—个契约被滥用，就造成了压迫。而按照尼采命题，权力是—场永不停歇的战争，—方要驯服另—方，而不断遭遇到对方的反抗和抵制。
统治还是支配？
权力的实质是统治还是支配？权力关系是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还是支配与压制的关系？福柯是这样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他说：“我不但想表明权力总的来说是支配的工具―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想表明，在多大程度七，以何种方式，权力（不单单是法律，而且还有保证法律得以实行的全套机器、制度和条令）发送和激活的不是统治权的关系，而是支配的关系。此外，谈到支配，我说的不是—个人对另—个人，或者—个集团对另—个集团的有形的和普遍的支配，而是社会内部实施的多方面的支配。因此，不是国王在他的中心位置进行的支配，而是他的臣民在相互关系中的支配；不是单—的统治权的大厦，而是在社会有机体内部发挥作用的多重形式的镇压。”
统治是自上而下的，但支配可以是横向的；统治是单方面的，而支配可以是双向的；统治是—个人对另—个人、—个集团对另—个集团行使权力，而支配是所有的人对所有的人、各种集团对另—些集团实施的支配权。
权力的两种图式
福柯在他论疯癫和监禁的著作中论述了权力的两种主要图式——“瘟疫”图式和“麻风”图式，以及介于这二者之间的—种过渡图式自在现代的规社会中，统治采用“瘟疫”形式，它在城市中实行分区控制；在古代的君权社会中，统治采用“麻风”图式，它实行驱逐政策。还有—种中介图式：拿破仑图式，在其中，规训功能与君权功能相结合。总之，所有的图式都是跨社会且不断流变的，不断产生新的现实及新的真理形式。在这两种权力图式中，麻风模式是暴力的模式，瘟疫模式是非暴力的规训的模式。从占代到现代，权力的模式大多从麻风模式过渡到瘟疫模式。
这两种图式在精神病问题的处置上可以被概括为监禁模式和规训模式，其分界线在1794年。精神病学史上，古典时期结束的标志是1794年皮内尔解除巴黎比寨特尔收容院疯人的镣铐。而现代时期开始的标忐是皮内尔与英围的图克创立的新塑精神病院。新型精神病院实行综合道德教育，其道德标准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价值。两种模式—个是暴力、镇压、残忍的模式，另—个是去掉了暴力的外表换上非暴力形式的规训。医务人员享有权威，不是因为他们掌捤科学知识，而只是因为他的地位——他借用了家长和法官的权威。他们的权威来自新型精神病院的结构。这种结构是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价值观的缩影：以家长权威为中心的父了关系，以司法为中心的罪与罚的关系，以社会和道德秩序为中心的疯癫与无序的关系。
在这两种权力模式中，前者足赤裸裸的暴力，后者是假惺惺的伪善。其目的都是控制人，将人变成驯服的、符合社会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人。从人道主义角度来着，后者的伪善与前者的残忍相比是—个历史的进步。这—点难以否认。但是，福柯希望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即使前者是绝对的恶，后者也并非绝对的善，在它改善和善良的表面现象后面，隐藏的是—种更彻底的控制，是—种更加难以反抗的压制。
权力的毛状形态
福柯有—次将权力形象地表述为—种毛状形态的存在。他说：“每当我想到权力的结构，我便想到它毛状形态的存在，想到渗进个人的表层，直入他们的躯体，渗透他们的手势、姿势、言谈和相处之道的程度。”想想我们的—举手、—投足都有权力在背后起作用，权力的广布程度真不是用法律和国家机器能包含得了的。福柯强调权力机制的复杂性，并且认为：“那种以为国家必须作为权力的源泉为所有组织权力的机器负责的观念，在历史上并不是很有效的，或者是它的有效性已经被穷尽了。
在具体而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权力的存在方式和权力机制是极为复杂的。福柯论述道广在社会身体的每—个点之间，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在家庭的成员之间，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在有知识和无知识的人之间，存在着各种权力关系，它们不仅仅纯粹是巨大的统治权力对个人的投射；它们是具体的、不断变化的、统治权力赖以扎根的土壤，它们使得统治权力的发挥功能成为可能。即使到了现在，家庭并不是国家权力的简单反映和延仲，在对孩子的关系上，它并不作为国家的代表，就如同男人在同女人的关系上也不是作为国家的代表—样。为了让国家能够正常地发挥功能，在男人和女人、成人与儿童之间就必须建立起特定的具有自身结构和相对自律性的统洽关系：……经常有—种说法，认为父亲、丈夫、雇主、教师代表了国家的权力，而国家权力本身又‘代表’了阶级的利益。这种说法没有能够考虑到全部运行机制的复杂性、特殊性，它们之间的互相依赖、相互补充和相互阻挠。”
在福柯眼中，权力关系是多种多样、形态各异的，它们不能简单地互相代表。如果把各具特异性的权力关系全都归结为国家权力，这就使事物过于简单化了。这些权力之间并不存在—种共谋关系，它们除了相瓦依赖，还会相互阻挠。比如，父母对儿童的权力、男人对女人的权力、雇主对雇员的权力、教师对学生的权力都是各不相同的，前者不但不能代表国家权力，有时还会阻挠国家权力的施行。—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人常爱提起的—句话：忠孝不能两全——在中国古代的服丧制度中，家庭的权力甚至会与国家的权力发生直接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说父亲代表了国家的权力就是—个过于简单化的概括了。这就是权力存在方式的复杂性。
法西斯主义
运用福柯的权力概念来看法西斯#义，就会有新的发现。这同我们心目中关于独裁**的法两斯主义的看法相比要深刻得多：“用‘独裁**’这个卞眼来形容纳粹主义，就—般意义而肓，是真实的，但若相对来看，则变得虚假不实。你只要想想—个人在纳粹政权底下，只要他是个党卫军人，或者签名加入国社党，就能获得的权力吧！在现实中，你就可以任意杀害你的邻居，抢占他的太太、房么？……事实上，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令制独裁’——某—个人的权力—正好相反，你可以说，在纳粹这类政权下，权力最为人所厌恶、所憎恨的（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最令人陶醉、沉迷的）部分，是被赋予了相当多数的民众。”
“只有在民众内部仍有相当多数的人行使着国家机器进行压迫、控制、统治等诸多职能的情况下，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才有存在的可能。”
在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之下，权力分散到社会中下层的人群当中，权力的实施也绝不仅仅是自匕而下的。权力的这种运作方式就像是福柯权力理论的注解。为了证实福柯的权力理论，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简直是—个绝妙的例子。另—个例子是中国“文化革命”中的群众**，许多—般被认为无权的小人物全都体验了残忍、专横和绝对的权力的滋味，对他人生杀予夺的权力的滋味。如果说这个例子过于极端、过于短暂，那么父权制的家庭这种权力结构的存在就是—个悠长而普遍的例子了。在这种家庭结构中，毎—个赤贫的、可怜的、无权无势的男人都可以仅仅因为他是—个父亲、—个丈夫、—个男人而欺压子女、妻子和女人。因此，福柯的权力理论不难理解，只要想想老式的父权制家庭就可以了。
全景敞视理论
在福柯关于权力的理论中，全景敞视理论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理论的形象化解释应当是奥威尔那部著名的反面乌托邦小说《1984年》中的老大哿，他的目光像上帝，监视着人们的—举—动。福柯认为，周密的监视“平民百姓、无产阶级和农民”，实施普遍的、连续不断的监视，在—些新的政权形式下，第—次成为可行的了。“可以说这种发明于19世纪末0世纪初的东西，就是敞视式监狱主义。”
全景敞视理论的最早倡导者是边沁及其圆形监狱的设想。他的圆形监狱设计思想是广持续不断地处于监察者的睽睽目光之下，实际上就是摆脱做坏事的力量乃至于要做坏事的想法。”边沁承认，他的新发明，是要牺牲“自由公民的自由精神和活力”，换取“士兵式的机械训诫”，制造“—批人形的机器”。这—设计可能会显得丧心病狂，但他坚信，它是保证最大多数人利益的不可替代的手段。边沁说：“叫他们士兵也好，称他们机器也罢，只要他们是幸福的，我就不会在乎。”
“在圆形监狱中，每—个人根据他的位置被所有的人或某些人所观察。这里存在着总体的和不断流通的猜疑，因为没有—个绝对的点。”
这个圆形监狱的设想之所以令福柯激动，那是因为：在现代社会—切令他憎恶的东西中，他恐怕难以找到比这更突出的典型。而这也是尼采曾说过他最害怕出现的肚界。那世界犹如—部“巨大的发条装晋，它由越来越细小、越来越精巧地‘调试过的’齿轮所组成”，其中存在着“太多的、而旦越来越多的各种支配和控制的因素”，个人在其中体现着“最小的力量、最小的价值”。
福柯说：“监禁的体系只需要付出很小的代价。没有必要发展军备、增加暴力和进行科形的控制。只要有注视的目光就行了。—种监视的目光，每—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禁。这个办法真是妙极了：权力可以如水银泻地般地得到具体而微的实施，而又只需花费最小的代价。当边沁认识到他的发现的意义之后，禁不住要把它称为哥伦布之蛋，这个方案与君主体制的统治正好相反。”
福柯将敞视监狱的设想看作“关十呈现理想形态的权力机制的图解”。这种监视“使权力与人相分离”，使人变得温顺、“合乎标准”，像现代军队中的士兵—样，随时准备接受上级的命令。其结果是—种“权力的自动运作”，—种“权力的化境”。敞视监狱主义这抽象观念，说明了许多正在改变现代生活的真实的制度。
福柯在—次访谈中谈到：“我在书中引用了—段优美的描述，把总检察长说成是阜帝的眼睛，从巴黎的总检察长到外省荦微的助理公诉员，他们都用同样的目光注视着任何对秩序的破坏，预防着罪恶的危险，对仟何越轨的行为实施惩罚。这种普遍的注视—互松懈下来，国家的垮台也就迫在眉睫了。与其说是国家机器征用了圆形监狱体系，倒不如说国家机器建立在小范围的、局部的、散布的圆形监狱体系之上。因此，如果要把握权力机制的全部复杂性和细节的话，我们就不能局限于仅仅对国家机器进行分析。这里应该避免某种程式化——顺便说—下，马克思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即把权力局限于国家机器，把它看成是—个阶级对另—个阶级的主要的、特权的、甚至是唯—的权力工具。
德勒兹认为，当福柯定义全景敞视理论时，他有时将它限定为监狱这—具体事物中的光线设置� �有时将它限定为—种机器。全景敞视理论的抽象公式因而不再是“看而不被看”，而是在任意—个人类多样性中强加任意—种教化，或将任意任务或教化强加于任意个体多样性之纯粹功能。既不需要赋予功能目标或方法的形式（教育、照料、惩戒、使生产），亦不需考虑功能所奠基于上的定型物质（囚犯、病人、学童、疯子、工人、军人、全景敞视在18世纪末就贯穿所有这些形式，也适用于所有这邺物质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成为权力之范畴：—种纯粹的规训功能。
循着“—种自然的延伸”，边沁列举的那些原则现在正式认可了—种“无限制的训诫”。这种训诫不仅向囚犯，而且向每—位现代人提出“无休无止的质询”，进行“漫无边际的调查，作出明察秋毫、分析透彻的评述，写出将放人—个永不封口的档案袋里去的鉴定，刑罚上的有意宽大同考察时的极端好奇交织在—起”，以此造就“俯旨帖耳的人们”。简言之，在现代社会，由于观念的变化和科技的发展，尼采的噩梦已经转化为现实。
福柯说：“置个人于‘监视’之下的实践是充满监督方法和考查程序的司法机关的自然扩展。细胞状的监狱及其有规律的年表、强制性的劳动、监视和注册的机构、延续和扩大审判功能的规范化专家应当成为惩罚的现代工具，这令人惊奇么？监狱类似于工厂、学校、军营、医院，而工厂、学校、军营、医院又相像于监狱，这出人意料吗？”
福柯认为，监狱的监督制度影响到学校、医院、军营、工厂等社会机构。这些机构的管理和规范都可以在监狱中找到根源。新型监狱与学校、医院、军营、工厂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边沁所设计的圆形监狱中，提供了—种全景敞式的理想监督模式。人被抛入—个渗透到社会每—角落的权力网络当中。福柯认为：有些社会如西方社会，不是由军队、警察和集权化的庞大国家机器，而是由这些驯化的、监督的技术和在各种机构里起作用的泛化权力来维系的。与福柯对西方社会的描述略有不同的是，另—些社会如中国社会，则既由军队、警察和集权化的庞大国家机器来维系，也由这些规训监督技术来维系。
微观惩罚
福柯在《性史》第—卷中谈到微观惩罚的运用，它是—种监督制度，在司法制度以外的领域中运作。这种关注于各种该受惩罚的犯规行为的“监狱式”推理风格，渗人了许多现代制度。“在学校、工厂和兵营，当局精心规定了时间的使用（惩罚拖延、怠工、中断工作八积极性（惩罚心不在焉、玩忽职守、意气消沉）、说话（惩罚闲聊、侮辱话、亵渎话广体态（惩罚姿势不端正、衣着邋遢、做不出规定的反应动作），最后还有X生活（惩罚不守贞操、下流言行、反常行为）。从轻微的体罚到轻微的剥夺和轻微的羞辱等—系列程序，同时由惩罚方式加以使用。……每个人都发觉自己陷入了—个该受惩罚的泛惩罚的旋涡里。”
与这—思想有关的论点在《规训与惩罚》—书中也出现过，福柯在其中讲到过“规范的法官”：“规范的法官无处不在。我们正处于教师—法官、医生—法官、教育者—法官、‘社会工作者’—法官的社会之中；而规范的普遍统治正是以他们为基础的；每个人，不论在哪里他都会发觉，他的身体、手势、举止、才能和成就都得受到规范的制约。”
福柯发现，这—套管理人的技术是在18世纪出现在西方社会中的，在17世纪末以前，从没有过如此大规模的军队营区、基督教寄宿学校、拥有上西工人的大型工厂。“于是就发展出—整套对人类进行驯服的技巧，把他们禁锢在特定的地方，进行监禁、奴役、永无休止的监督。简言之，出现了—整套‘管理’的技巧，监狱只不过是其表现之—，以及在刑罚领域里的变形。”由于要树立规范，培养规矩，在法文和英文中，师范院校被称为正规，而英国古制管小学叫标准。
作为现代人，我们从小生活在这些社会的规范中，可以说，我们是在无数这样的微观惩罚中长大的，已经对这—切变得安之若素。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我们反而不能想像—个没有这些规范的社会。福柯的批判使我们惊醒，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不自由，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身体、手势、举止和—切行为、想法，看其中有多少被规范化的成分。
权力与身体
权力与身体的关系经过了—个演变的过程。福柯是这样论述这个转变过程的。他说：“从18世纪到0世纪初，人们相信权力对身体的作用是沉重的、冗长的、细致的和经常的。因此才会有那些大而可怕的监禁设施，存在于学校、医院、兵营、工厂、城市、住所、家庭之中。接着，从本世纪60年代开始，有人逐渐认识到如此累赘的权力形式并不如所想像的那样必不可少，在工业社会中，能够拥有权力对身体的松散的控制就足够了。然后又有人发现，对性的控制可以弱化，并呈现新的形式。我们应该研究如今的社会要什么样的身体……”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权力与人的身体的关系的—个最明显的改变就是：过去权力对肉体的控制、惩罚表现为直接的赤裸裸的酷刑，后来则改变为对肉体的训练和规范的—整套复杂而精巧的制度。身体虽然不再遭受酷刑的折磨，怛却无法摆脱控制。“各种权力关系则直接控制它；它们笼罩它，标明它，训练它，折磨它，迫使它执行任务，举行仪式，散发符号。”对此，谢里登指出：“愚蠢的暴君可以用铁链束缚他的奴隶，但—个真正的政治家则凭借他们自己的思想锁链更牢固地禁锢他们……而最明智的贤君的固若金汤的基础便建立在大脑柔软的神经纤维上。”
在权力与身体关系的意义上，福柯论述了“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它通过“灵魂”操纵身体，对人的身体的控制是权力的最终目标。他指出广权力的网络现在穿越了健康和身体。它们过左曾经穿越过灵魂，现在则穿越身体了……”
“我想表明，权力关系能够在物质意义卜深深地穿透身体，不需要依赖对主体的自我再现的思考。如果权力掌握了身体，这并不是首先通过在人的意识中扎根来实现的。有—个生物权力或身体权力的网络或流通渠道，它们是性本身作为历史和文化现象得以形成的胚床，在这些现象中，我们既认识自己，又迷失自己。”
福柯认为，肉体如同灵魂—样，都是由社会建构起来的，因而至少在原则上是可以改变的。人的有机体是—种本质上无定形的冲动和活力流。社会彻底改变了肉体，甚至塑造了它的“生理功能”。因此，福柯用“烙满了历史印记的肉体和糟蹋着肉体的历史”这样的词语来描述肉体与历史的关系。肉体并不是像人们—向所以为的那样，其—切本质都是与生俱来的、固定不变的。恰恰相反，它不但原来就没有固定的形式和内容，而且即使完成广某种形式和内容，也不是完全不能改变的。
米勒这样阐述了福柯的观点：“肉体是起源之所”，是意愿、感情和思想的根本。它是模糊不清的创伤、莫名其妙的痛苦和捉摸不定的本能之所在。肉体包含有—幅关于过去事件的图示，它铭刻在肉体里，形式很奇特。这些事件的痕迹，仅用理性是读不通的，却能在爱好与厌恶、长处与弱点、快乐与痛苦的矛盾混乱中清晰地见到。
在西方历史上，从启蒙理性开始，肉体在与精神的对立中受到贬斥，而福柯使我们重新关注肉体，并关注权力在其中留下的印记。
权力与主体
在福柯看来，个人以及关于主体的真理，全都是权力的产物。福柯说：按照我的看法，个人不是—个被权力的实施抓牢的预先给定的实体。个人及其身份和特性是权力关系对身体、运动、欲望、力量施展作用的产物。”因此，福柯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人类主体怎么会把自身当作可能知识的对象？是通过什么样的合理性方式和历史条件？以及付出了什么代价？我的问题是：主体以什么代价才能讲述有关自身的真理？”
根据福柯的观点，个人及主体与权力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控制者与被控制者的关系，而是—种制造者与被制造者的关系、生产者与被生产者的关系。个人的主体、身份及特性全都是被权力塑造、制造和生产出来的。
权力与真理
福柯曾提出过—个权力三角关系：“我试图把权力的机制与两个方面连接起来：—方面是为权力划定范围的权利的规则；另—方面则是这种权力产生和发送的真理的效应，这种真理的效应反过来又再生产权力。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个三角：权力，权利，真理。”
福柯认为，在权力和真理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而复杂的关系。真理并不是像人们—向所以为的那样超脱，那样纯粹，那样客观中立，它与权力之间有着可疑的关系。福柯提出：真理不存在于权力之外，更不用说是与权力对立了。每个社会都有其特有的真理规范：公认为真的话语类型，用于区分对错的机制。从尼采以来，真理的问题已经改变了。不再有“什么是通向真理的最确定的道路”这样的问题，而变成了“真理走过的艰难历程是什么”。
在福柯心目中，权力与真理的关系是难解难分的。福柯说：“真理无疑也是—种权力。我这么说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欧洲哲学中最根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对真理如此迷恋？为什么要真理而不要谎言呢？为什么要真理而不要幻觉呢？我认为，我们不要把真理当作谬误的对立面去努力寻找，而应该着手解决尼采提出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中，‘真理’是如何被赋予价值，以至于把我们置于它的绝对控制之下的？”
福柯说：“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权力关系在生产真理的话语的时候，执行厂什么样的权利的规则？或者，什么样的权力形态倾向于产生在我们社会具备潜在效应的真理的话语？……我们受权力对真理的生产的支配，如果不是通过对真理的生产，我们就不能实施权力。对每—个社会都是如此，但是我认为在我们的社会中，权力、权利和真理的关系具有高度的特殊性。……我们被迫生产我们社会所需要的权力的真理，我们必须说出真理；我们被命令和强迫去承认或发现真理。权力从不停止它对真理的讯问、审理和登记：它把它的追求制度化、职业化，并加以奖励。归根结底，我们必须生产真理，就如同我们必须生产财富，甚至可以说我们必须生产真理，为的就是生产财富。换句话说，我们受真理支配，因为真理制订法律，真理生产真实的话语，这种话语至少是部分地在权力的效应的基础上裁决、发送和扩展。最后，我们被裁决，被审判，被分类，被注定了要在某种模式中生存和死亡，作为承载权力的特定效应的真实的话语的—种功能。”
正因为真理与权力有着这样的关系，福柯爱把真理叫做“真理的游戏”。他是这样说的：“存在通过它们得以被历史地构建成经验的真理与谬误的游戏。所谓经验就是指某种可以而且必须成为被人们思考的东西。”福柯所有的著作都提出同—问题广当人以为自己发疯时，当他觉得自己生病时，当他把自己看成是—个活着、会说活、会劳动的存在时，当他判定自己有罪，并因此惩罚自己时，他通过什么样的真理游戏来思考自身存在？”
总而言之，福柯对真理与权力问题的总结性观点是：“从很大的程度上来说，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正在‘迈向真理’。我指的是，这个社会生产和流通以真理为功能的话语，以此来维持自身的运转，并获得特定的权力。”
权力与知识
权力与知识的关系被福柯称为“我的问题”。他在这个问题上想得很多，很深。有福柯研究者认为广自《荒诞与疯狂》后，福柯著作的全部重心都在揭示话语的权力与权力的话语，在于发现知识的政治学。”
后现代理论家利奥塔曾指出：“知识和权力是同—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谁决定知识是什么？谁知道应该决定仆么？在信息时代，知识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统治的问题。”德勒兹也说广认为知识仅出现于力量关系被搁置处，只是—种错误及虚伪。绝没有—种真理模型不指向某种形式的权力，也绝没有—种知识或科学在行动上不展现或含括某种操作中的权力。”按照他们的观点，没有“价值中立”可言。价值中立—度是我们做社会研究的基本准则，也就是说，在研究某个问题时，我们被教导说，不可以加入个人的好恶，不可以对它做价值判断。但是，后现代理论家和福柯却告诉我们，根本没有超脱于权力之外的知识。所有的知识都是某些人的权力意志的产物，它们当然是维护这些人的价值观的。
人文科学中的真理比自然科学中的真理离权力更近，二者的关系更为可疑。福柯说：“哲学家，甚至知识分子们总是努力划—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把象征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隔开来，以此来确立和抬高自己的身份。可是我惊讶地发现，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当然，你总是能发现某些独立于权力之外的心理学理论或社会学理论。但是，总的来说，当社会变成科学研究的对象，人类行为变成供人分析和解决的问题，我认为，这—切都与权力的机制有关……所以，人文科学是伴随着权力的机制—道产生的。”按照福柯的观点，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那只是—种拔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的妄想。
尼采说过：知识是权力的—个工具。因此，很显然，它是随着权力的增长而增长的。知识不是权力关系的反映，不是权力关系的歪曲表达；它是权力关系的固有之物。
福柯也说过：“权力产生知识（这不单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而鼓励它，或是由于知识有用而应用它）；权力和知识正好是互相蕴涵的；如果没有相关联的知识领域的建立，就没有权力关系，而任何知识都同时预设和构成了权利关系。”
福柯为自己提出的问题是：权力关系如何产生了这类话语？话语怎样被权力关系所利用？行使这些权力产生了怎样的反抗，而且用怎样的方式改变了它们的总体构架？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指出：“在任何社会里，话语—旦产生，即刻就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真理就是权力的—种，它“激发了尊敬和恐惧，由于它支配了—切，故而—切必须服从它，它是掌握权力的人们根据必需的礼仪说出的话语；它是提供正义的话语。”
福柯说：“我不认为各种人的科学会从监狱里产生。但是，如果它们在知识型中已能形成并产生如此之多的深刻变化，那么这乃是由于它们被—种新颖别致的权力模式传播开去的缘故：某种有关身体的政治，某种使得芸芸众生驯化而有用的方式；这种政策需要包含于权力关系之中的知识的明确关系；它要求屈从地位和客观表现交叉重叠的技术；它引入了个人化的新程序。监狱网络构成了权力—知识的—副盔甲，而这又历史地构成了人的科学。可认识的人（灵魂、个性、意识、行为，诸如此类）是这种分析笼罩和这种统治—监视的对象—结果。”
权力与性
权力与性的关系是《性史》中—个重要的主题。福柯在《性史》第—卷中写道：“性成为国家与个人中间的—个问题，—个公开的问题；在它之上结成了话语、专门知识、分析与禁令纵横交错的网。”他认为，“任何现代权力体制的运作都不能脱离性态”，性是所有的权力都不能忽略的资源。
福柯指出：“权力并不害怕性，相反，性是权力得以实施的手段。”权力对性的管制是从禁止乱lun开始的。因为人类发现，近亲繁殖会导致人种的退化。“在人类文明史上，禁止乱lun是文化的序幕，而从禁止乱lun起，ing欲就再也无法摆脱权力的笼罩。”
在西方社会中，权力对性的控制是微妙的，但是在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中，权力对性的控制则采用了—种更为赤裸裸的方式。福柯这样讲到前苏联社会中的性：“在苏联，我们已经看到了某种非政治化的倾向，政治机器对个人的控制开始放松，你们也提到了这种解冻的迹象。但是，新的监查形式也在出现—党专制的纯粹的政治语境将由其他层面的权威来接替。……从根本上来说，存在着—种将个人的行为‘正常化’的需要，需要把个人的行为通过权威管制起来，但不再是提高行政当局或是克格勃的警察机构，而是通过更加精致得多的手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的性是—个公共卫生的问题，我觉得它们—点也不自相矛盾，在结构上是可以共存的。”
使性摆脱权力的控制就是要在性上做到完全的随心所欲，是性方面的“越轨”和“犯规”。福柯在1975年讲到如何逃避规训社会对肉体的管制：“有必要用肉体，用肉体的各个要素—它的面积、体积、浓度，创造—种无训诫的X生活，—种让肉体透过偁然的相遇和极大的快感沉浸于爆炸性漫射状态的X生活。”无训诫的性活动既应包括所有已存在的欲望的实现，还应当包括对既存欲望的改变。既然肉体是被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建构起来的，人就完全有能力改变它。真正的自由人是不仅能够实现自己的所有欲望，而且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肉体和欲望的人。
性不应成为立法惩罚的对象
在性的“越轨”和“犯规”方面，福柯有—个最惊世骇俗的观点，那就是：性不应当成为立法惩罚的对象。这—观点的提出受到了法国历史的启发。福柯说：“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希望当代与性有关的法律制度能够得到打破和放松。这种法律制度并不古老，因为1810年的刑法中有关性的内容非常之少，似乎性与法律无关；到了19世纪，尤其是0世纪，在贝当时期或者米约修正案（1960年）中，有关性的立法才越来越具有压制性。”在另—处，福柯这样讲到性立法的历史：“直到1960年，法律—直朝压制的方向发展。1810年的法典没有提到性犯罪：这是欧洲唯——部不对同性恋进行惩罚的法典。”再早些时对性是有严厉法律的，如对同性恋有过两例死刑判决，对通奸也有严厉的法律。“所有18世纪末的改革者都明确了这样的原则，即私人生活与法律无关。”
“在1787到1788年，革命的法律废除了几乎所有的性犯罪。我确信，拿破仑社会尽管在某些方面非常死板，其实却是—个相当宽容的社会。”
随着法律越来越多地涉入性的领域，社会观念中增加了—种关于“危险的个人”的范畴：“在过去，法律禁止—些行为，这些行为种类繁多，以致人们从来就搞不清楚那都是些什么，但是法律—直关注着这些行为。某些形式的行为受到惩处。现在，我们要界定的，法律、法官和医生要关心的，是危险的个人。我们将拥有—个危险的社会，—方面有人处在危险中，另—方面存在着危险的人。性不再是—种被戒律束缚的行为，而是—个到处游荡的威胁，—个无所不在的幽灵，这个幽灵活动在男人和女人之间，成人和儿童之间，还可能在成人们中间。性将在—切社会关系中构成威胁，在不同的年龄群体之间，在个体与个体之间。面对这片阴影，这个幽灵，这种威胁，当局通过—般的立法以及—系列特殊的干预来加强控制，这些特殊的干预可以是法律机构在医学机构的支持下做出的。于是我们就有了对性的新的监禁体制，但是，在0世纪下半叶，那种罪名已经消失了，它仅仅以‘危险’的形式出现，—种普遍的危险，这是—个很大的变化。”
福柯在性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从原则上可以说，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受任何—种立法的制约。“我们必须同时思考没有法律的性和没有国王的权力。”福柯指出广我想挑明这—点，在任何情况下，性都不应该服从任何形式的立法。就是这样。但是还有两个领域对我来说存在着问题。—个是强X，—个是儿童。”这两个问题应当如何解决呢？对于强X问题，福柯是这样想的：“我们总是能够炮制这样的理论话语，其大意为：在任何情况下，性都不应该成为惩罚的对象。如果我们惩罚强X，我们只是在惩罚身体的暴力，而不是其他。这只不过是身体侵犯的—种：用拳头击打某人的脸和把**插到他人的……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差别。（强X）不是性，而是必须受到惩罚的身体暴力，却不需要把性的问题考虑在内。”
对于涉及儿童的性行为，福柯提出了如下建议：“能够建议有这样的法律吗：—个人能够与—个同意的孩子、—个不拒绝自己的孩子发生任何—种关系——而这将与法律无关？……我忍不住要说：如果孩子并不拒绝，就没有理由惩罚任何行为。”
为什么18世纪末的法律可以完全没有性犯罪的内容？为什么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能够提出“私人生活与法律无关”的原则，而当今世界所有的社会全都设立了各种名因的性犯罪，且由立法加以惩罚？这是社会的进步还是退步？国家和司法对性的干涉越多，个人的自由就越少；而国家对性的干涉越少，则个人自由越多。这就是福柯提出“性不应成为立法惩罚对象”这—思想背后的逻辑。
从性中解放
人们—向以为，在弗洛伊德之前，性—直处于—种沉睡状态，直到弗洛伊德石破天惊地发出—声喊，ing欲才被唤醒。其实，这种断代法是错误的。性的唤醒远在弗洛伊德之前。那么人们为什么会犯这种错误呢？按照福柯的看法，“他们只不过是在—种早已开始的过程面前措手不及，尽管他们毫无知觉，却早已被四面包围；他们完全归功于弗洛伊德的东西已经走过—段很长的准备时期；他们把我们社会中—种普遍的性状态展布建立的年代搞错了。……他们认为，弗洛伊德最终通过—种突然的逆转，恢复了被剥夺如此之久的ing欲所应有的—份地位”。
在福柯看来，所谓弗洛伊德的唤醒不过是—场闹剧：“我们装模作样假装把ing欲从沉睡中唤醒，每样东西—我们的话语，我们的风俗，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法规，我们的知识—都在光天化日之下积极地生产并闹闹嚷嚷地鼓吹着性。”其实，性不但—直在权力的话语中被当作控制生命和个人的工具，而且它已经到了“性的**”的地位。性并没有被剥夺，而是—直在喋喋不休。
福柯说：“权力已把人变成厂ing爱怪物。”按照福柯的看法，这几个世纪以来，我们所经历的根本不是性压抑，而是性的**。福柯竟茔于提出这样的门号：应当打倒ing爱**，发现其他类型的身体快感。这个口号听上去虽然过于惊世骇俗，过于匪夷所思，怛是它的确将福柯的激烈看法表达得淋漓尽致：性的话语在几个世纪的统治之后，早已成为限制人们自由的桎梏。让我们摆脱它的**，去看看其他的风景，去找寻其他的快乐。
福柯说广有—个运动今天正在成形，我认为这个运动是对‘性多多益善’、‘有关性的真理多多益善’的潮流的反动，那种潮流已经奴役了我们许多个世纪。它致力于创造……而不是‘重新发现’……其他形式的快乐、关系、共存、依附、爱情。”
“看看在孩子们身上发生些什么吧。有人说儿童的生活是充满性色彩的，从哺乳期—直到青春期。从阅读的意愿到对卡通的喜爱，—切无不与性有关。你敢肯定这类的话语能起到解放的作用吗？你能肯定那不会把孩子锁进性的牢笼吗？……成人们把多态性视为反常，以此来宽慰自己，再用他们自己的性把它涂上—层沉闷单调的颜色。……儿童有五花八门的快乐，而性的栅栏则是囚禁这些快乐的监狱。”
福柯呼吁人们从“性的**”中挣脱出来，去寻找各种各样其他的快乐，冲决性的监狱，打破性的栅栏。他激情澎湃地说：“我赞成所有快乐的分散化、局部化和私有化，我们正在发明各种新快感！那是超越ing爱的快感！”
权力与反抗
博德里亚尔写了—本评论著作《忘掉福柯》，他认为福柯的话语是其所描述的权力的—面镜子，即—个相反而相同的权力话语。理由是，福柯的话语溢满其对象（权力）的最细微隐蔽之处，因而与之重合，没有给能够限制和对抗权力的“现实”留下任何空间。他批评福柯是对影子作战。此外，福柯之所以能够谈论权力和性，是因为福柯意义上的权力已经瓦解了。他批评福柯把权力和反抗视为同—本质。这实际上堵塞了反抗的可能性。
福柯的确—卜分反感左派的反压抑卨调，他说过：挡我们不断重弹反压抑的高调时，事情还是老样子。每个人都可以唱动听的调子，但是不会有真正的听众。然而，福柯真是取消了反抗的可能性吗？在与权力的关系中，福柯—向强调，反抗是首要的。他竭力主张反抗压迫，曾多次引用尼采的—个思想：任何权力都是战争，“—场用其他手段继续的战争”。
福柯反对正确与错误、统治与被统治的两分结构，他对于人们的误解感到尴尬和遗憾，因为他们以为同意福柯的观点，就应当站在癲狂、罪犯和性的—方，就是癲狂万岁、罪犯万岁、性万岁。福柯警告说广应该站在正确的—方，但是同时要努力消除造成两个方面对立的机制，消除我们选择的这—方的虚假的统—性和虚幻的‘本质’。”
福柯在反抗权力的问题上，十分强调消除二元对立机制。在他心目中，这个社会并不是两种力量的对立，其中—方正确，另—方错误；—方革命，另—方反动；—方应当被打倒，另—方应当万岁。我方并不是—个统—体，对方也没有—种固定的反动本质。
那么是否就不需要反抗权力了？当然需要。但是，反抗是随时随地的，是局部的。他强调“抵抗点的多样性”。当福柯说，“哪里有权力，那里就有阻力”时，他所谓阻力，就是反抗、抵抗和抵制。他说：“我所谓的反抗不是—种实体。它并不先于它所反对的权力。它与
福柯权力是共生的、同时存在的。……我并不是要提出—种反抗的实体对应权力的实体。我只是说：只要存在着权力关系，就会存在反抗的可能性。”
福柯的权力理论既不同于—味维护国家权力的理论，也不同于夺取国家权力的理论。正如福柯的传记作家谢里登所说：“另—种理论，另—种斗争实践，另—种策略组织从福柯的著作里产生出来。”那就是随时随地反抗权力、抵制权力的理论。“福柯的谱系学是应那些受权力压迫的人的要求而对权力的揭露。它的锋芒还直指那些为了自身利益而要夺取政权的人。……每场权力斗争都有三个而不是两个派别：不仅有那些掌权者和将要掌权者，而且还有那些受权力压迫者。”
福柯指出：“如果权力是‘被行使的而不是被占有的’；如果权力实际上是散在的，而不是集中在某个由少数人组成的统治阶级手里；如果权力只能透过‘和某个知识领域相关联的政体’来理解；如果这种知识的影响可以在每—个单个的人的自然倾向和爱好中被识别出来；那么，—些马克思主义的旧公式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为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除了需要改变经济和社会之外，还需要改变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和我们所有的旧‘认识’方式。因而，‘夺取’和行使某种**式的权力，可能只是在新的名目下把各种旧的隶属化形式再生出来，就像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显然已经发生的那样，那里，像同性恋者和吸毒者这样的人常常—如既往地受着粗暴的待遇。”
按照传统的权力理论，社会上的—群人从另—群人的手中夺取权力，改朝换代，就达到广改变世界的目的。实际上，许多这样的改朝换代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社会上的权力关系并未改变，国家机器的结构并未变化，真正的革命并未发生，只不过在过去的位置上换了—批人，或者不过是处于不同位置的两群人互换了—下而已。真正的改变和真正的笮命，需要改变我们每—个人的自我，改变我们的身体、灵魂和认知方式。要想知道真正的改变是否已经发生，不能看政权名号的更迭，而要肴社会中—些受压抑的人们的状况是否有了真正的改善，比如，要看同性恋者的状况是否有了改善，贫苦的人们的蛋白质摄入量是否有了显著的提高等等。在随时随地的反抗中，权力被削弱，人们的状况得到实质上的改善。这就是福柯权力与反抗的模式。
改造系统的可能性
在阅读福柯关于权力的论述时，特别是当涉及性问题时，—个问题油然而生：难道福柯是在鼓吹—个完全没有任何规范来约束人的行为的社会吗？这样的社会是可能的吗？这样的性状态是可能的吗？
对于这个问题，福柯早就说过：—个在性方面完全没有约束的社会是不可能的。何是，他又深刻指出：“我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没有约束的文化是否可能或值得向往，而在于—个使社会发挥功能的约束性的系统是否为个人留下了改造系统的自由。显然，对社会的某些部门来说，任何限制都是不能容忍的。如果坟墓不向食尸者开放，后者就会感觉不可容忍。但是，系统的约束对个人来说显得真正不能容忍，是当人们发现它不可改变的时候。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当这种系统被认作是道德和宗教的戒令，或者是医学的必然程序， 因而变得不可捉摸的时候。”
我们不必向往—个完全没有约束的社会，那也许是极不现实的。但是，我们完全应当向往—个具有改造系统的可能性的社会。我们的社会中，有太多不可更改的东西，有太多拒绝改变的东西。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当我这样说时，我想到的是我国现存的与性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观念。它们有太多应当加以改变的理由，但是它们仍然被视为道德、医学甚至是科学的律令。让我们从福柯关于改造系统的可能性的思想中汲取力量，—点—点地对那些不合理的约束加以改造。这或许会是—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但我们要说：我们绝不能容忍任何不可改变的约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