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来了。带了煎饼、虾干、海蜇、大蟹、酱瓜，穿了浆洗得没一丝褶儿的青布褂，头发梳得平整光洁，气色却憔悴，大约又是和嫂子怄了气来的。
见母亲来，自然是高兴。煮了蟹，氽了煎饼，海蜇切成丝拌了，还炒了肉菜。名是请母亲，母亲倒让我们吃吧，我早吃烦了。”因为高兴，都喝了点儿红酒。饭后，母亲的眼皮子便有些发沉，见出了倦意，这才想起住房的问题。
我们的小屋，经了一夏的雨水，屋顶开始掉土，碗大的土块直往下掉，多少人说了：“住不得。”唯有领导看不见。一气之下，我们搬进了文化馆的办公室。那里宽敞明亮，窗下一架报纸，东西南北中，不出家门便可知天下事；办公桌上放着橘红色的电话，钢笔、纸张、糨糊、墨水一应俱全；墙上挂着群众业余汇演的奖状、合影、值日表；墙下是我们蒙着花床单的双人床；床下是搪瓷盆、拖鞋。家庭单位，浑然一体，永远是上班，永远是下班，永远是在工作，又永远是在休息。原先的小屋则堆放起杂物，进都少进了。
我们商量着在办公室的另一隅为母亲安置一张小床，母亲却不愿意。她提出要进小屋看看，我们不依，她执意，拗不过她，便随她进去了。母亲
推开门看了一会儿，说道：
“我住这正好。”
“往下掉土，碗大的。”我们劝阻她。
“这屋子有人住，一时半时就倒不了。”
“这是怎么说？”
“有人气撑着呢。”母亲说。
我们深知拗不过母亲，只好帮她收拾了屋子，由她住去了。一夜无事，早起刷牙时，母亲正坐在小屋前洗着我们昨日换下的衣服。
洗完脸，小桌上已摆好稀饭、馍、切成丝浇了香油的酱瓜。吃罢早饭，才七点一刻，上班最早的姜老师都没到，卫平就骑车上菜市场去了，我陪母亲拉狐：
“哥还好？”
“当干部了，看个车间。”母亲说。
“姐可好？”
“总是腰疼，月子没‘坐’好的事。”
“嫂子闹不闹了？”
“她是那样的人，不理会就好。”母亲神色很安详，看不出什么，就不好多问了。
“大凯皮得好些了？”我问侄儿。
“皮得更诡计罢了。”
“还向他娘讨奶奶吃？”
“还讨奶奶吃。”
“不让吃就掀褂子？”
“就掀褂子。”母亲回答，露出了笑容。
“欠揍！”
“哪个小孩不要奶奶吃？”母亲却说。
正拉着，卫平回来了，白鱼、红肉、青莴苣、黄豆芽，花花绿绿一满篮。
“吃不了就剩了。”母亲说。
“使劲吃，您是难得来，妈。”卫平嘴勤快，“妈”叫得比我多。
“这回来，要住长久些。”我说。
“看过你们就走的。”母亲说着，转身舀了水，把鱼搁进盆里。鱼浸了水，聴一动一动，活了。
姜老师来上班了，背着罗锅腰，辛勤地一步一步走过院子，去到办
公室。
母亲就这样住下来了。卫平趁着星期天，新糊了顶棚，就听得土打着纸棚啪啪响，果然不倒。凡有人来，都说险，母亲就说：“没人住，兴许就倒。可有人气撑着呢！”她每夜睡得安恬。夜里上茅厕，经过小屋，听得见鼾声，沉沉的、匀匀的，偶尔出一口长气，像是累了。
母亲是累了，一日三餐，总想叫我们吃得好又少花费，很动了脑筋，还抢着洗衣服，尤其是卫平的衣服。不叫她忙，她也是忙，说闲着难受，就只好由她忙去。忙完了一天，晚黑了，坐在小屋里，围着小桌，嗑瓜子。瓜子是母亲炒的，不焦且香，一嗑就再也停不下来，直到把嘴嗑麻，母亲也瞌睡了。她坐在床沿上，双脚交叠着悬起，手搁在膝盖上，垂着头，一点一点。叫她去睡，反倒惊了她。抬头看看，却不愿睡去，我们也不好走开了。
嗑完瓜子，默神坐了一会儿，卫平忽然提出打牌，打争上游。我说’就怕母亲不会。母亲则说，虽不会，也是愿意学的。于是卫平忙忙地取来纸牌，洗了几遍，飞快地发成三堆。
母亲虽不会“争上游”，牌的花样是识的，大小顺序也知道，有了这基础，学起来就不太难了。
母亲极认真地一张一张捡起牌，整整齐齐地排成一个扇面握在手里。她那关节粗大的手指，却有些僵硬，握不住所有的牌。我告诉她：
“把一种样的牌摞起来，不就腾出地方了！”
她让开我，说道我知道。”却并不按我的经验去做。还是将牌一一排列，艰难地握在手中。好容易握下了，抽牌时又带出一片，散落下来，需重新整理。
我们的牌打得慢，良久良久才决一胜负，主要是等母亲，母亲出牌很慢，每张牌都经过深思熟虑，却贏得不多。她不会将好牌省到最要紧的时刻，也不晓得将舜牌尽早脱手，只是一板一眼的，尽着自己手中的牌，对付着每一回合，直对付到实在对付不下去为止。比如她手中要有个小鬼，她决不保留到那大鬼出场之后。
母亲还眼花，需将牌推得远远的，才能看清。于是，卫平便趁机窥探。有时被她发觉了，她就一侧身，让过他的眼睛，不料正好对准了我，也就不得已地瞅见了一些。
即使这样，打牌仍给了母亲无穷的乐趣。有一天，她炒了一小筐花生，搁在桌沿上，谁赢了，得十颗，谁输了，欠十颗，不贏不输，便不得不欠。于是，打牌越发有趣起来。晚饭过后，母亲总是快快地刷了碗，耐心地等待我们了却手中的杂事，与她坐拢在小桌边。而我们，不由得被感染，也渐渐地以真诚的热情投人了这项游戏，不再是仅仅为了陪伴母亲。这么坐拢在小屋里，连顶上掉土都不太在意了。兴许真是有了人气支撑的缘故，虽则屋顶掉土掉得啪啪响，却并不令人感到土崩瓦解的紧张。
母亲就这么一天一天住下来了，住过两个星期以后，神情却有些不安起来，似乎是想走了。我们自然是要留的。
“慌什么呢？”我说。
“不短时候了。”母亲说。
“住过年又有啥？”我说。
“哪能住过年啊。”母亲说。
“妈，是不是在这里太辛苦了？”卫平开口了。
“是我累了你们的话吧。”母亲笑着说。
“妈，我们享您的福了，再住几日吧！”卫平留道。
母亲这才安定下来。我看出，她是极重视卫平的挽留的，而她却不知，卫平事事听我的。
母亲又日复一日地安住下来。白日里烧饭洗衣，为我们安排开支，买白菜还是买萝卜，称一斤还是称二斤，她嘱咐得很细，生怕我们多花了钱却吃不到东西。临到发工资，居然还有余钱，饭菜却好了许多。卫平便提出，将钱交给母亲，由她全权安排。母亲却坚决不接，她是决不愿沾钱的。每日里虽是忙得辛苦，却愉快，我们三人的气色都滋润了许多。傍晚，最后下班的萎老师终于提起包，一步一步走出了大门，院子里安静下来，天
色也暗了。我们便开始吃饭，吃了饭，收拾了饭桌，然后打牌。
尽管母亲真诚地喜爱打牌，技巧却并不见进步，她常常是输。我看不下去了，就想传授一些经验。
“妈，您要沉住气。这一对‘人’赶紧收回去，等‘小二子’出了再出。”我说。
“我知道。”母亲说，可是并不收回那一对“八”，听凭一对“小二子”毫不留情地打了下去。
我也无奈，唯一能做的就是监视卫平，不让他偷看母亲的牌。可是，母亲则总是一无防备，任手中的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叫人不想看也看去了。而卫平却越发地得寸进尺，竟然明目张胆地进行刺探。
“嘿，大鬼小鬼全在我这里了丨”他虚张声势地叫道。
“哪能哩！”母亲惊诧而不解地看着他。
他得意地笑了。
“橡皮脸，城墙厚丨”我骂他，忍不住也笑了。
母亲也笑。
时间长了，我发现母亲并非真不知道卫平的诡计，只不过装不知道而已。为什么装不知道？大约是她高兴，或者是让我们也高兴。
最扫兴的事，莫过于晚上来人了。母亲便把牌收了起来，花生筐子往中间推推，很快便吃出一堆壳来。她悄悄地坐在床沿上，双脚交叠着悬起，两只手搁在膝盖上，微微垂着头，不一会儿，就一点一点起来。
“你妈要睡了吧！”周华说。
“妈，你睡吧！”我大声地嚷。
母亲战栗了一下，抬起头，看看，不动窝。
“没事儿。”我说。
周华便心安理得坐下去，继续叙述她怀孕之后的种种感觉：
“大约是个小子，好动弹，不安分，伸胳膊踢腿的。”
“找熟人上医院去查，说早已有了一种仪器，能测出胎儿的性别。”我看着她那隆起的腹部，奇怪着里面有个人，却不知是男是女，真是咫尺
天涯。
“其实科学已经很发达，大夫心里早有数的，就是不让说呢！”周华说。“那自然是不好说的，否则都是留男孩，没女的，可怎么得了。”
“我曾经在《报刊文摘》上看到一篇关于这问题的文章，题目叫做：人类将自食其果。”卫平插进嘴来。
“我是男孩女孩都一样欢喜的。不过，我想这是个男的，踢蹬得太厉害。”
“我看你也像是要生儿子。”我说。
“为什么？”她眼睛亮了一下。
“因为，因为，你的肚子特别大。”
“会不会是一对双？”卫平异想天开。
“那可好！”她笑了起来，“那总不怪我不计划生育了。，’
“你要两个？”我不解，我们一个都不想要。
“喂小鸡都得喂一对呢！”
母亲的头一点一点，并且响起了轻轻的却深沉的鼾声。
周华站起身告辞了，怎么留也留不住，只好让她走。送过她，回头推推母亲，母亲睁开了眼，看看：
“天不早了，睡吧！”
“睡。”我说。
“她快生了？”母亲又说。
“八个多月了呢！”
“许是女孩儿。”母亲扫完床，拉开被窝。
“为什么？”我一吃惊。
“见她进屋时，左脚先跨的门槛。”母亲说。
一星期以后，传来消息，周华生了个女孩儿，开始没当真，后来总不见送红蛋，想必是对了。
“真让妈说准了。”卫平敬佩地说。
“简直就是仪器了！”我也说。
“人也是没事找事，这又是什么机器的活儿？”母亲说肚子里一落种，就知道是公是母了。”
“怎么能知道？”
“当然能。”
“不能吧。”
母亲并不辩驳，停了一刻却说：“我怀你们兄妹几个，都做梦。怀女孩总梦到花。”
“怀哥呢？”
“……我正在锅屋刷碗，忽然听街上有人声，都嚷：‘看大马，看大马！’我也伸出头去看，只见是一匹高头白马，小步朝我跑来，脖上拴了个铃，哗啦啦响了一阵不响了。”
“哦，我哥可不是属马嘛！”
“那铃儿威风了一阵就没了，我就知道你哥成不了大气候。”母亲说。
我想起哥在部队时，险些儿要提连长，却因为嫂子家的成分不好，不但没提上，还叫复了员。消息传来，街坊邻居都惋惜得不行，爹心里窝囊，又不好露出来，便吸烟，我放碗放重了，叫嫂子多了心，趁机大闹起来。唯有母亲很平静，没事似的，只以为她心里难受压着就是了，不料原是有着这段典故。
“怀你姐时，记得是梦见有人让我去挑花。一屋子的好花，姣得喜死人。我任什么都不挑，端起一盆最丑最赖、没名没姓的小花，转身就走了。你看你姐可是多病，长得也不如你们壮实。”
“我呢？”我问道。
“你是一棵莲花。”母亲说，“长在塘沿沿上，眼看着要塌要塌，我赶紧捧了一捧土，培住了。”
“呀！”我吐了一口气。
秋凉了，母亲又要走。
我留她，她不依；卫平开口，她才依了。
秋雨连着下了几天，小屋顶上土都掉不成块了，一把一把洒着顶棚，沙沙沙地响。可就是不倒，我们竟也相信着它不会倒，泰然地在这破陋的屋顶下吃饭、聊天、游戏。
家里有人来，捎来哥的信，问母亲好，还夹着十块钱，说给母亲零花。
我看着信，那人悄悄在我耳边说：
“你哥你嫂是不想让你妈回去的意思！”
“怎么？”我回过头去看她。
“要说，你妈在你哥家也是受气0”
“怎么？”我声音抬高了。
“你嫂不是好惹的，三天小闹，五天大闹，闹起来鸡飞狗跳。”
“我妈就任她闹去？”
“你妈好肚量，只是不理，装不听见，她反倒更上劲了，追着你妈吵。你妈上街，她跟上街骂，你妈回家，她骂回家。”
“我哥就不管了吗？”我愤怒起来。
“她管你哥罢了！”
“甩货丨”我咬牙切齿地骂，把那钱扔给她，“就照这样扔给我哥！”回头看看母亲，竟看出了老态。手脚毕竟不灵便了，力气也有限，提个炉子都见喘，却还是那么勤勉而安详。不由得上前夺了母亲手里的菜刀，嚓嚓地切起土豆丝。
“切粗了。”母亲说。
“粗就粗吃。”我没好气地回答。
“还是我来。”
“妈，你别干那么多了。往后，我烧饭，卫平洗衣裳，您就清坐着。”
“你们是有事的，我闲着。”母亲又去舀水。
“妈，您干脆搬到这里来，和我们过。”
“这又是为啥？”母亲淘着米。
“女儿是娘的小棉祅嘛！”我说。
“我是有儿子的。”
“你儿子好孝啊！”我挖苦。
“儿子就那样，你要他咋样？”母亲倒反问我。
我说不出我要咋样的。
“你哥不孝是好的，要孝了，倒不好了。”
“这话怎么说？”我奇怪极了，菜刀险些儿切去了指甲盖儿。
“我找先生算过命。说是青牛犯白马，你哥属马，我属牛，命该犯顶。要是有一日，他孝了，怕是我就该有病还是怎么了。”
“哪有这种事儿！”我把菜刀扔在菜板上，“砰”地一响。
“那先生说你是最孝的。”母亲瞥了我一眼，满足地笑了。
“那你跟我过。”
“我有儿子。”母亲强调。
晚上，卫平又提了一回，母亲执意不从，只答应再住一阵子。
夜里，我们回到办公室，上了床，一时没睡着，推推卫平，他也醒着，说：
“母亲真是固执，宁可跟着儿子受气。”
“可不会是我上回告诉她我做梦的缘故？”我思忖着。
“什么梦？”
“我梦到，我背母亲，母亲穿了一身好衣服。我背累了，想放，却放不下，到处是泥啊水的，找不到一处干净地点。母亲不会是多心了？”
“母亲不像是多心的老人。”卫平说。
“母亲不是多心的老人。”我同意。
“你母亲总以为女儿家是外人家。”
“其实，这就是我的家。”
“也是我的。”卫平微微反驳道。
“主要是我的。”
“我也是主要的。”
“我是第一主要。”我坚持。
卫平不再吭气，身居第二位他也很满足了。一夜无话。
天凉了，我想母亲来时还是夏末，计算着要给母亲添几件秋衣。不料早起却见母亲及时地穿上了夹衣，是随身带来的。想来，母亲也是愿意久住的，只是需要我们，尤其是卫平的挽留。因此，我们便越发地待她亲切，好叫她安心。而母亲则以加倍的勤勉来回报我们。我们想给母亲一点儿零花钱，母亲却执意不接：
“有吃有喝的，又从不上街，要钱做啥？”
“身边总得有些钱，您想买哈就买了。”
“不用哩！”母亲是坚决的，谁也说不服她，这一回，连卫平也无能为
力了。
而我们总觉有愧，母亲身边是应当有钱的，哪怕一枚针，也要用钱去换，而母亲又未必为了一枚针向我们张嘴。我们苦恼了几日，卫平忽然灵机一‘动，说道：
“这样不行吗？晚上打牌，不来花生了，来真格的！”
“这倒是有趣。”我很高兴。
“一圈牌值五分钱。”
“一毛吧。”
“多了也不妥，假如母亲输呢？她又总是输。”
母亲也很髙兴，游戏起来越发认真。只是技艺不长进，看她输我着急。她却从容，把牌推得远远的，慢慢看着，半天半天才出一张，出得总不高明。有心想让她几圈，母亲却有了觉察，说道：
“要细细地打来才好玩儿呢！”
话里有了责备的意思。想到打牌是母亲极大的乐趣，不能破坏了这娱乐。我们就不好过分了，仍是认认真真地打着。只是卫平收敛了许多，不做那些滑头事了，母亲却似乎又觉着了寂寞。
“我要坐头庄了，鬼全到了这里。”她喃喃地说着。
“妈你快别歧声，他正急着呢！”我赶紧阻止道。
“哦，说漏嘴了哩！”母亲笑了，赶紧掩住口，神气里有些调皮。
惹得卫平又蠢蠢欲动。
每夜，母亲虽是输得惨，却还有五分一毛的进款，并且有着卫平交给她做底的五元钱周旋着，总不至身无分文了。贏来的钱，总是被她小心地收起来，藏着。这些钱，母亲得来心安，输的时候，就难免露出焦急不耐的神色。
住久了，母亲也结识了熟人，邻院的老大嫂，有时就抱着孩子来找母亲拉呱。母亲总不让进文化馆的院儿，就在院门外拉着，一边晒着太阳。“几岁了？”母亲摸摸她怀里的孩子。
“两岁，你看，长得多大！”
“孙子？”
“外孙子。孙子都上学了。”
“好福气啊！”
“你咋不叫你闺女生呢？”
母亲不言声。
“她不生养了？”
母亲不言声。
“是要俊，还是要轻闲？”
母亲不言声。
“你对她嚷去，叫她养，早养比晚养好！”
怕是叫问急了，母亲才说了一声闺女的事我不问。”
“闺女咋了？就不是你养的了？你就问不得了？”
母亲又不言声了。
在这个问题上，多少人撺掇着母亲，要她和我吵。可母亲从不发言，她对我像是放弃发言权似的，倒叫我不是滋味，反想引着她说。
“今早上，老大嫂和你拉啥哩？那么热乎！”
“拉闲呱罢了。”母亲说。
我问不下去了，照例是打牌。
曰子过得平静而愉快，转眼过了阳历年，到了阴历年根，母亲说要
走了。
这一回，是再也留不住了，无论女儿家多么好，她总不能留在女儿家过年的。
“妈，这有啥呢？”我不明白。
“你哥是我儿，该养我老的。”
“我也是你儿。”卫平嘴上很见功夫。
母亲眼圈红了红。
我也不便打趣他了。
无奈，只好打送她走的打算了。我去称了斤半上海产的毛线，连夜赶
织了线衣，卫平上街买糖块称果子，包包扎扎。他告诉我，见母亲背着我们掉眼泪了，可也只好由她去了。那是她儿子家，也是她的家，无论多么不快，她也只有在那里才过得安心。
令人欣慰的是，母亲比来时胖，面色红润，神气也清朗了许多。
母亲走了，那小屋又荒芜下来。母亲这一走，我们连进去的勇气也没了，依然在办公室活动。不仅是睡，还吃，还烧，还待客，还设宴，惹得最热爱上班的姜老师都不大敢来上班了。
小屋空了半年，初夏的一个夜里，没听见动静，早起，却见屋顶没了，只有四堵破墙立着。原来下了一场雨。
雨后的空气，清得发甜。（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