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防御崩溃之际，除了赵怀业，旅顺前敌营务处总办道员龚照玙和卫汝成两人，也乘船由海上逃走。“舟小风浪作，四日始达烟台”。从小平岛绕过旅顺湾日舰封锁线，那是多高的难度，渔民竟然做到了。
大清朝廷是不会反思自己的问题的，却会拿战将开刀，严厉追究责任。光绪对畏敌如虎，不战即逃之将领严加惩处。11月7日下旨，革去“擅离职守摇惑人心”的龚照屿之职。1月日，革去失金州城的副都统连顺之职，撤“救援不利”的提督程之伟和“拥兵不救”的赵怀业之职，并交部治罪。
清廷还以“临阵弃军逃走”，下诏将卫汝成革职，并拿交刑部治罪。
然而，卫汝成、赵怀业却找不着了。
抵达烟台后，卫汝成立刻改装成船户模样上岸潜逃。
卫汝成是聪明的，虽然自始至终，我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畏敌不战的行为。相反，在危难之时，还召募了一支成军，开赴旅顺。在无人出战的时候，他支持了徐邦道，两次主动出击。但他很清楚战败会有什么结果，自己的亲哥卫汝贵早就被“拿问”，他不会再重蹈覆辙。
当然，他还不知道，朝廷中的一帮言官和地方一些大员，早就对他不信任了，参他的折子也一道接一道。
也许还会有很多谴责，但都无所谓了。卫汝成成功潜逃，从此浪迹天涯。朝廷始终未能捕获到他，只好“乃籍其家”，任其“不知所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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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照玙却没这么好过，乘舟顶浪漂行4天逃到烟台。到烟台海面后，因怕李秉衡捉拿（或许真是再次，而且这次就是真的了），没敢上岸，托人向前任刘含芳借了一件皮袍，转乘永顺轮逃往天津。被革职以后，朝廷又追加处罚，于1895年1月日被成功捉拿，交刑部审讯。
大意了，他估计都没想到自己会被按上了个“统兵将帅失守要港罪”（一个四品道员，也就是管个营务处，也算是军人了，还能称将帅），判处其斩立决。幸好经李鸿章求情，改判“监斩候”，一候就是五年。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朝廷都跑路了，也就没人管他了，不知是以什么样的方式，龚照玙被开释出狱。
伴随这个逃将的，除了朝廷“公论”，还有社会舆论的不停讨伐。
有人说，龚照玙以白银贿赂当局，死刑没有执行。其实，对这样的要犯，谁还敢收他银子，私下放掉他。
好不容易逃出一命返回故里，乡邻也不放过他。传说，他过60大寿时，同乡张陆打扮齐整，彬彬有礼地说：“六哥今日心情好啊，能容弟说一句话吗？”龚照玙说：“请见教。”张陆说：“兄弟我近来看了几本新书，才知道国民乃国家之主体。那么为弟也是国民了，这样说的话中国土地之存亡我也应负一份责任。请问六哥，当年你将弟弟的旅顺送到何处去了，今日能还给我吗？”龚照玙听后大窘，狂呼逐客。
又传说，次日早晨，又有一个和他有过节的人，结合他生日（六月六日）之数，和昨日的事情，巧妙构思，在他门前张贴一副对联。
上联：称六太爷，上六旬寿，欣占六月六日良辰，六数适相逢，曾听得张陆（音六）先生，大踏步闯进门来，口叫六哥还旅顺；
下联：坐三年监，陪三次斩，赚得三代三品封典，三生愿已足，最可怜达三（盛军统领卫汝贵字达三）故友，小钱头不如咱洒（指卫汝贵用钱之术不如龚照玙，故被杀头），冤沉三字赴黄泉。
这种羞辱，可够辛辣。背负逃将之名，龚照玙也是“百口莫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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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这些官员、将领所受的（可能是）冤屈，甚至只是一点点委屈相比，百姓无辜亡命于敌军，冤屈又由何人去伸？
难怪国人愤恨逃将。将士可以逃生，却扔下旅顺不顾，任由旅顺居民陷入人间地狱。
旅顺港失陷，日军进入旅顺，便疯狂举起了屠刀。
旅顺白玉山东麓有一座合葬大墓，是旅顺被害者一处最大的埋骨之处。日军还曾为其立碑，对外宣称为“清军阵亡将士之墓”。后来清政府委派直隶候补道员顾元勋接收旅顺，出面主持建立了甲午战争遇难同胞墓，并亲书“万忠墓”刻在一块石碑上。
何为“阵殁者之墓”？
那不是抵抗日军而战死的军民。
是开城迎敌、被无辜屠杀的和平居民。
是日本人把他们杀死之后，又让他们享受了阵亡“烈士”的待遇，作战人员战死后的待遇。
为什么？为了掩盖事实，掩盖自己的恶行，掩盖日本的大罪。
本应是“旅顺大屠杀遇难者之墓”，清政府又加以“万忠”之名，看来满脑子意识里就是忠于大清朝廷，丝毫也没有反思朝廷官府的责任和失职。也许，这样能遮盖一下脸面，顺势掩盖一下墓中绝大多数为无由被害的民众的事实，也能减去几分所谓“为民父母”者不能保民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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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顺大屠杀，日军大山岩是罪魁祸首。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旅团长乃木希典，西宽二郎，第一师团的日军，全是凶手。
为什么会发生大屠杀，应该是我们追问的重要问题。
从民族心理上分析，这其实是一直处于弱国地位的日本终于战胜了强大的邻国之后的一种变态发泄心理。长久被蔑称为“倭国”的小日本，终于攻下了自视为“天朝上国”的清朝土地，为补偿被极大伤害的自尊心，旅顺大屠杀，也就成了终于战胜了“上国”后狭隘的疯狂报复行动。
而对于日本的军官和士兵而言，杀人越多功劳越大的规则让他们更是彻底沦丧了人性，变成了杀人恶魔。士兵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嗷嗷待哺的婴儿，一个也不放过，甚至还让随军记者拍摄自己杀人的照片。
还有一个，就是泄愤。日军的师团长、旅团长们，为了激起士兵的战斗意志，宣扬清军残杀日军，包括前边那些间谍的可怕情景，给日军种下复仇的意识。
另外有一个需要想到的是，日军想要灭绝中国居民，改造旅顺军港，作为日本人的军港。
所以，大规模的屠杀集中在旅顺发生。
这次屠杀，也已经被中外史学界人士证实，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大规模罪恶行动。[《中日甲午战争全史》(战争篇)]
最直接的证据，是日军的一个屠杀密令。
不管日军如何无耻地狡辩，据战后资料曝光，1894年11月19日，日本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大将默许下，主攻旅顺的日军第二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亲自下达了大屠杀密令：“非战斗员也要杀掉”，“我们养活不了那么多俘虏，既要给他们治伤，又要供吃供喝，这给我们增加了高额的费用和麻烦，是我军所无力承受的!”
而后来发现的向野坚一的日记，则为这个屠杀密令作了重要举证。
在11月19日的日记中，他这样记述：我军由营城子向旅顺进攻时，军官下达了“见敌兵一人不留”的命令。师团长(山地元治)表示“今后非不得已，不要对外讲。”194年向野坚一在谈话中又一次透露：“在旅顺，山地将军说抓住非战斗人员也要杀掉……山地将军下达了除妇女老幼外全部消灭掉的命令。”（向野坚一：《三崎山追记》，19年油印本，大连图书馆藏。）实际上，这还为山地进行了遮掩，日军的凶残杀戮，是不分妇女老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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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顺大屠杀是近代以来日军制造罪恶的先例。历史上，日军给我国带来的惨案，还有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其它规模小一点的，还有济南惨案、潘家峪惨案、平顶山惨案、厂窖惨案、下五家惨案等数不清的烧杀罪行。以及象为修建要塞工事（象虎头要塞、海拉尔要塞），所强征的民伕，不仅被劳累虐待致死，在完工后还会全部被杀害，人数也相当惊人，少则几万，多则上十万。
日本人对中国欠下的血债，罄竹难书。
旅顺口大屠杀，至今公认的数据：日军对旅顺城内进行了4天夜的抢劫、屠杀和强bao，估计死难者约达到万人。
在日军留下的各种回忆录、日志里，凡有涉及“旅顺大屠杀”的，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都是触目惊心的“射杀”、“击毙”、“砍倒”、“刺死”，以及“尸积成山”、“死尸累累”、“血流成河”、“腥气冲天”……
“旅顺海陆要塞皆失，日军入市，风雨大作。其第一军团长（注，可能对敌编制名称不同。现在称师团长）陆军中将山地元治下令屠杀市民，不论工农士商，男女老幼，沿户搜杀，甚至医院之医师、护士、病人，亦皆刃之，破腹穿胸，血流成渠，历之三昼夜始止。……全市人民免于屠戮者，仅有逃在英国洋行院内之百余人，与和顺戏园演员八九十人，及深夜由山道逃出者四五百人而已……”[《孙宝田手记》，《旅大文献征存》]这段文字，来自亲历者口述，是目前最为准确的记录。
旅顺市街的居民，除了一些有钱人家雇船、雇车，于战前逃出死地，穷人们无钱也无门路可逃，逃出也没有地方落脚，只能接受命运。
甚至多数人还以为，就象历史上的战乱一样，那只是军队相互攻打的事。打完了，不管谁赢，老百姓的日子该咋过还咋过。
这只能说是思维太天真了。对异族，根本不应有什么幻想可抱。
而且，辽东二百多年的太平日子，也让民众渐渐放松了对战争的警惕，脑子里毫无杀戮概念。
不过，没想到清军竟然败了，更没想到清军败得也太快了，自顾自逃走，没有做好转移疏散工作，也没给老百姓留下一点点逃离的时间。
对这场大屠杀，很多书上都有相关的讲述和描写，那些灭绝人性的杀戮场面，惨绝人寰的屠后景象，那一笔笔的账都记得清楚，教育我们牢记前事，勿忘历史。
反思历史，如果说得到的最深刻的教训，就是抗战诗人田间的一首诗《假如我们不去打仗》说得清楚：
“假如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看哪，这就是奴隶!”
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些当年的凶手，包括那些无耻也无良的所谓右翼的继承人。但历史证明，只有战胜敌人，才能保证这些惨案不再重演。只有实力，才能将犯罪者绳之以法，最好战场上遇见了，直接将它们送进靖国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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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后来一次次发生的罪行一样，日本人在疯狂杀戮之后，还要加以遮盖，欺骗世人，抵赖不了的，也要反复辩解。
为了掩盖真相，日军也违反红十字会公约，野蛮拒绝天津的红十字会进入战区、救治伤员的要求。
这是为了争取时间，处理犯罪现场。
11月6日，第二军司令部下令“尽快打扫战场，迅速处理清国人尸体”。
杀的人太多了，日本人没想到，处理尸体的事竟然很麻烦。
开始雇用日本军夫和召集幸免的中国百姓，组成战场清扫队来清理。天寒地冻，埋葬极为困难。只能到处找坑，将冻僵硬直的尸体象枯木一样横竖堆在一起，盖上一层沙土。
等日军在金州、旅顺成立了象安东那样的“战地民政厅”，这个任务又交给他们去办。后来，日军不顾中国的传统，决定采取火葬。又成立个“烧却队”，在旅顺市郊外找到一处砖瓦厂，利用窑炉代替焚尸炉，使用清军遗留的大量煤炭。政厅还请海军搜取破船上的引火木材和煤炭，每炉一次烧却五六十具尸体。金州那边，则用围墙围着，建成了一个临时火葬场。
1月下旬，天气变暖，原先浅埋的尸体又因为冻土化开，各处不断传来报告，有半枯骨骸暴露出来。1日，政厅又派人挖掘作业，对所有尸体进行火葬。
旅顺火葬处理的骨灰装进大口清式棺材，埋入白玉山东北山脚下，在掩埋死难者处，还树了一座“清国兵战殁者”的牌子，以为这下可以掩盖世人耳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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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掩盖自己的丑恶，在国际上扮演好“文明军队”的假象，日本人编造了一串串的谎言，也准备了一套套的狡辩词。
先是说，天黑，分不清。
然后说，清军穿着老百姓的衣服。
再然后说，老百姓抵抗。
大山岩在第二军内部实行的统一口径，就是证明。
大山岩担心杀戮行为引起国际舆论谴责，特别制定了对事件的统一辩答要领。
一，当被问及“日军进入旅顺，为什么不区分兵士和百姓皆混同杀戮”时，答：“造成军民混同杀戮的原因，一是，旅顺口是敌人的军港，市街内民间人士大多是服务军队的职工，同属敌类。二是，我军受到敌兵从民屋内的射击抵抗，事实证明大多民家都有遗弃兵器弹药的现场。三是，旅顺战斗展开前，大多数住民早已离开旅顺，扫荡时市内薄暮黄昏能见度不良，无法判断是敌是民。”
二，问及“1日以降战斗已经结束，为什么仍然对没有战斗力的敌兵继续杀戮。”答：“俘虏中被杀戮者皆是顽固不化之人，或抵抗逃跑之徒，为防止意外故对敌施以惩戒。[宗泽亚《清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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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逻辑，就是将百姓说成战斗人员。那样，战斗中杀死敌兵，当然不是问题。即使是俘虏，也不是“屠杀平民”这样的罪恶。
杀俘之事，其实是普遍现象，也是日本人的一贯传统。
因为战场上留下大批俘虏，管理难度大，看管费劲，占用兵员，还要供给粮食，还是杀掉省事。旧式军队，杀俘，甚至杀降，都不是什么。杀与不杀，全看胜利者决定，而算不算违反军纪，也只是看有权者怎样决定，是否违反命令而已。
部分俘虏被收拢、关押，是做给记者和外国人员看的，一种宣传手段罢了。
《东京朝日新闻》等日本国内媒体，全部都在侵华和屠杀上充当帮凶，异口同声将被日军屠杀的人员，称为“清军”。《读卖新闻》1月10日报道：“此战毙敌5000以上”，“今回旅顺之战杀敌数合计6000余”。而1月9日，第二军参谋长向大本营报告旅顺战斗结果，“旅顺口清军守敌死者约500人；金州方面及金州和旅顺间敌军死者约000人”。
日本军队的报告，与清军所记的数字，大体上是一致的。可见，有多少百姓，成了日本国宣传中的“斩敌数目”，成了日军赫赫的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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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真相是无法永远掩盖的。
这世界，总还有具有正义感的人存在。
有三位西方记者和部分西方媒体，值得我们记住——英国伦敦《泰晤士报》特派记者托马斯·克温，美国《纽约世界》记者克里曼，《旗帜》杂志记者威利阿斯。
1月日，克温第一个以电报形式，在《泰晤士报》上披露：自己自旅顺前线回到日本，会见并质问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虽多方狡辩，但承认“日军开始在市内掠夺屠城，对放下武器的清军俘虏和平民百姓一律惨杀。事件后，大量的军民尸体被焚烧……”
1月1日和1日，《纽约世界》连续两天登载克里曼发回的电报，报道日军在旅顺“对包括老少妇孺在内的非武装住民肆意滥杀，屠杀场面和尸体惨状不堪言表，三日连续大量屠杀，市内居民所剩无几，日军令人战栗的与文明社会背道而驰的行为，玷污了日本自誉的文明，重新回到了野蛮的时代……”并以“日军的残虐行为”为题，社评日本人伪装的文明。
《旗帜》的记者威利阿斯，发表了《旅顺的真相》，回国途中，于1895年1月15日，在温哥华接受《每日世界》报采访，并举行清日战争演说会。后又与克里曼会合，在基督教青年会馆举行演讲。他的巡回演讲采用当时的最新技术“幻灯”，公开了自己拍摄的照片，展示了铁一样的证据。
日本无耻地举国行动起来，各国内媒体负责辩解，攻击这些正义记者。外交部门负责歪曲遮盖，以平息舆论谴责。还派人威胁西方记者，严格管制电报、防止信息流出。由于报道受阻，安全得不到保证，克里曼等人不得不离开日本。
日本还公开打起了国际宣传战，采取收买外国媒体、记者的卑劣手段，阻止媒体揭露真相。甚至还运用这些媒体，混淆视听、歪曲事实。一些大报，如《华盛顿邮报》、《旧金山纪事》、《纽约时报》等都被买通，做了不光彩的行为，帮助日本成功地从困境中脱出。
这些人给日本人打掩护也没事。用不了几十年，日本空袭珍珠港，在马来半岛、菲律宾对英军、美军战俘肆意杀戮，他们就会明白了。
面对歪曲和攻击，《纽约世界》奋起反击，加大版面、插入插绘和照片，详尽描述旅顺事件的经过。并曾经巧妙地转载日本报纸的辩解，配上“这证明克里曼的报道是真实事件”的标题，使日本的报告成为“自证”。《纽约世界》的这些报道被伦敦所有晚报等全部转载，有力地促进了美国等国家的人们对日本文明的再认识。[引自《清日战争》等资料]
而大清朝廷，却似乎默认了日本人对旅顺人民的屠杀。大清驻英美等国的公使，竟好象面对的是其他国家的舆论新闻战，没有一个站出来发声。
旅顺虐杀事件以日本迅速处理虐杀现场、安抚救济住民、公开否定国际社会舆论，以及多数媒体三缄其口、清国朝廷始终沉默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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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在我们国内，这场大屠杀也没有留下多少人证和物证。我们已经有报纸了，但我们的报纸除了还在一个劲空洞地鼓吹“报国杀敌”，提出这样那样的近乎奇想幻想的“御敌之策”，另外的一大本事，就是攻击和讨伐战场失利的清军。不但没有照片、没有报道，清朝连基本的伤亡损失统计、报告、人员的证词，也都没有，仅仅以一个“万忠墓”而代之。
这些，都致使百年以来旅顺虐杀事件犹如云山雾罩，成为对外难以彻底清辩的历史事件。
直到195年5月，一位勇敢的学者孙宝田，为民族义愤，冒着极大危险前往日军占领下的旅顺，开始着手实地调查41年前大屠杀罹难人数。他辗转找到了当年的收尸人鲍绍武。鲍绍武悲愤地说：“日军入旅顺，沿户搜杀，妇婴不免，历三昼夜始止。尸体随处掩埋。翌春乙未二月，日军令其组织扛尸队，将所瘗尸体抬至阳花沟焚之。”
经过调查，孙宝田得知：“当时除有家人领尸安葬者千余外，被焚尸体实为一万八千三百余。”[《旅大文献征存》]
这是勇敢的志士所做的“抢救式”的挖掘。除此之外，我们很难再找到更多的现时现地的证据。
目前我们所用的资料图片，很多是西洋人的记录，还有西方出版的不多的书刊、报纸。甚至，还有许多是来自我们的敌国日本的随军记者拍摄和记录的资料。
比较有名的，是那位爱好摄影的伯爵——随军记者龟井兹明。
倒是那个冒死进入金州地区侦察的间谍向野坚一，竟然留下了关于这场屠杀的较为完整的记述。包括他在《从军日记》中的记载的见闻，多成了最真实、也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这些资料，与日本的官方军方档案一起，在旅顺之战很多年后，随着解密和解禁，才逐渐透露给世人。
除此之外，我十分怀疑，我们很多资料上引用的日本媒体站在敌国立场的报道，又能有多少公允的成分？
由于封禁如此严密，日本的整个历史学界，也直到1980年前后，才刚刚开始探明“旅顺大屠杀”的存在。
我们还应钦佩和赞赏的，是一位日本作家井上晴树，勇敢揭开了这个被冰封的秘密。
199年，井上晴树作为作家来中国访问，偶然在大连街头书摊见到一本《旅顺大屠杀》小册子，看到那些“日本兽兵”、“屠城之最”、“残暴绝伦”的刺目文字及照片，让他惊讶不已。细细研读书里翔实确凿的史料和不忍直视的图片之后，确认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他以一个日本人的良知和学者的责任，从199年9月开始，费时两年，在尘封的史料中搜集整理出有关当年日军在旅顺野蛮屠杀以及日本当局极力掩盖事实真相的大量资料，包括那些直接参与了大屠杀的日军第二军第一师团官兵在战后写下的中日甲午战争亲身体验，留存下来的军营书信、日志等等，还有日本一些权威机构，如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部、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等正在逐步“解冻”的部分文献档案。年后，在收集了大量确凿的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井上晴树完成了长达0万字的日本第一部“反映事件全貌的专著”《旅顺虐杀事件》。
而且，他把自己的专著邮到中国，使之能够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井上还不断为中文版增补了自己许多新的研究成果，001年，在大连出版社的配合下，出版了此书的中译本《旅顺大屠杀》。[《大连晚报》专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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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后再读史，日军“旅顺屠城”的罪行，却让我们不能不痛感清国的无能。
大清国，既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民众，保卫自己的国土，更谈不上有那个能力去为民众伸张正义。
当无辜的清国百姓遭到外来侵略者屠杀时，他们赖以依靠的皇帝、太后、朝廷大臣无动于衷，没有人站出来为民众喊屈叫冤，声张屈辱。最后，还是一些有良心的西洋人，在遥远彼岸向无助的东方民众，发出正义怜悯的呼声。
这个大清朝，确实已经是彻底没落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