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明之初就在邪恶的道路上奔走的日本人，从邪恶的本性出发，制造了数不胜数的邪恶理论。
特别是近代，自诩“文明开化”、“先进”的日本人，以“井喷”式的模样、“爆发”式的速度，产生所谓“思想启蒙者”，创造种种优等论、扩张论调。
无法想象这里面，刚刚还想借欧洲人种改善自身人种的日本人，转过头，面对亚洲各民族的时候，竟然成了优等人种，对着劣等民族。
这种变戏法似的转变速度，综观世界历史，只有日本人能达得到。
其实日本人从哪里来的，他自己都没搞清，也不敢搞清。
全世界都爱搞考古挖掘，日本人也挖古墓去，越挖越害怕，不挖了，还以法律规定禁止挖掘，特别是对皇家陵墓，更是不得动土。
因为已经出土的文物已经显示，那些东西不是秦的就是汉的，连日本流通的铜钱都是——好似早先就有“货币一体化”的迹象。
再挖下去，搞不好能证明连天皇都是中国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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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列国的欺凌，日本人奋起直追，变法图强，本是正常的需求，正当的选择。
但日本人变态的是，出于对欧美强国的软弱和对亚洲邻国的强梁，竟从幕府末期所谓的志士们之中，便形成了卑劣的“失之于欧美，补之于亚洲”思想。
这是一句直白的话，光从字面上就不难理解。
不管日本人如何粉饰自己融入西欧国际体系之中，只是致力于修订幕未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谋求成为国际“内部”平等的一员，都无法掩盖的是，一方面，日本政府都在力争加入列强的行列；另一方面，日本也同样采取欧美列强的手法，强迫与近邻的朝鲜、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邻国推行霸权主义外交。
所以，“失之于欧美，补之于亚洲”的另一面，就是“学之于欧美，加之于亚洲”，将从列强身上学到的“丛林法则”，使用到自己的近邻身上。
于是朝鲜，于是中国，于是马来，于是整个东南亚。
谁挨着它近，谁就先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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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明治政府采取的做法相对应，在思想上，近代主义者福泽谕吉对西欧国际体系的“二重原理”心领神会，他抛出《脱亚论》，主张走“脱亚入欧”的道路。
《脱亚论》的理论基础，是论中炫耀的日本已跨入西洋文明，相形之下，中国与朝鲜却抱残守缺、停滞不前，断定中国、朝鲜必将亡国。
这个理论基础，冷冰冰地，榨也榨不出任何伦理道德和人性成分。
从这个基础上，福泽推理出了——“唇齿相依、邻国相助”的道理对日本已失去意义，与其“等待邻国之开明共兴亚洲”，“毋宁脱其行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文章最后宣布，“亲近恶友者不免共被恶名”，因此要“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
之后的高山樗牛、德富苏峰等文人，又将“脱亚入欧”的思想进一步加以发挥，掀起了狂热鼓吹侵略亚洲近邻国家的帝国主义思潮。
在明治专制政府的主导下，日本民族走的竟就是这条通过侵略东亚邻国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跻身帝国主义阵营的“脱亚入欧”的道路。
这条充满血腥的道路，借用福泽谕吉书中曾用的“杀鳅养鹤”一词来譬喻，即“杀”东亚邻国之“鳅”，以“养”日本之“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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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特别值得我们记住的是，这些理论，不仅产生于日本朝堂之上，更大量充斥于在野的民人学者之中，甚至“传染源”就在社会民间。
朝野配合、相得益彰，泛化开去，就成为日本全民族的思想意识。
记住，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对外扩张思潮，决不单纯是少数日本“封建军国主义”者的思想特征。
共振，共进，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形成中的一个固有现象。（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