晩清时的中日朝三国，是一个复杂的“三角”关系。
“三国志”打一个“？”，是因为“两强一弱”格局中，实质上是中日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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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位置上看，朝鲜西北枕着中国东北，东南伸向日本，有点象字母“N”。
那么，如为了和平交流，朝鲜就象在宽阔的海洋上，为中日搭起一个天然“栈桥”，缩短了中朝、中日之间的距离。
但日本人不这么看。
日本觉得，如用作战争，朝鲜就象是刺向日本腹部的一把刀子，“刀把”现在在大清手里，未来或将在俄国手里。
这种忧患意识倒是可以理解。历史上两次元朝征日，北路大军都是从朝鲜半岛渡海过去的。但除此之外，都是日本人从那个半岛上岸的。
事实上，日本人早就把朝鲜当成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
朝鲜自己会怎么看呢？日本可能不知道，朝鲜历史上曾用一个老虎的形象来描绘朝鲜地盘，老虎的嘴和前爪可是冲着中国东北。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象不象。
对我们呢？
我们当然知道这块土地把握不住，经营不好，会引来什么样的祸端。
中日两国的恩恩怨怨，几乎每一场，都是从朝鲜半岛开始上演，又在这里谢幕。
其实，要是站在朝鲜半岛角度观察，中日之间夹着个朝鲜（包括今日的朝鲜加韩国），绝象砧子和锤子之间放着一个核桃。
这意味着，如果中日（现在情况看，可能还要加个中M）发生战争，朝鲜半岛将首先面临被“砸核桃”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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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垂涎于一片大陆，但不动手，大陆到不了手。要动手，首要的一环，就是夺占朝鲜。
6世纪白江口一战以来，日本人似乎老实了一阵子。但日本人始终念念不忘的就是登陆朝鲜，进占中国。
对一度在朝鲜半岛南端存在的短命的日本海外殖民实验成果——“任那国”，更是当成曾经的辉煌，念念不忘。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蛰伏了几百年的夺取台湾、朝鲜，乃至征服中国的欲望，又活泛躁动，升腾起来。
朝鲜是进入大陆的跳板；取得朝鲜，还能形成对中国、俄国的有利态势，扩大日本的生存空间——日本政府对这些不会不了解，不能不动意。
但还存在一个时机问题。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坛形成“修内”和“征韩”两派，还搞得头破血流，前边说的西乡隆盛因为是“征韩”中的“急征”派，而回家休息着了。实质上“修内”派暂时不提征韩，不是“不征”，两派只是因对形势和时机的判断不同，在急征还是缓征上意见不统一而已。
此时，日本明治维新方兴未艾，实际上政治、经济、社会变革远未完成。1881—90年代，是日本出台明治宪法的关键十年。伴随改革带来的国内政治分裂、矛盾重重，内乱不止，需要用心打理。
还有一个字，穷。
没钱，打不起；借钱打，怕还不起。弄不好，政府都会破产。
所以以出洋考察归来官员为主导的缓征论者的观点是：列强的经验说明“内治优先”，有必要先把日本搞强大再动手。
但急征论者说了：列强总是喜欢以军事侵略推进经济压迫，正说明强兵才能强国，用兵才能富国，哪怕冒险一战也是值得。
再说，如果大清洋务运动成功，强大了怎么办?
如果列强抢先一步，瓜分了朝鲜、中国，怎么办？
怎么办，一步步办。随着两派实力消长，日本的政策也稍有调整，但日本人一直在准备，一直向“征韩”目标前进，从未停止，更未倒退。
而且加快步伐，力争赶在大清前边，落实明治维新的成果，把国家搞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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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与朝鲜的关系上，虽然将朝鲜作为藩属国，但除了“箕子封朝鲜”的故事，没有什么殖民、大规模移民记录，史书上也没有经济掠夺的记载。一般认为，所谓封贡，不过是一种政治仪式意味更浓的“面子工程”。
但即使是这种“面子”问题，也得问问朝鲜人乐不乐意。
我的判断是：朝鲜人当中，寻求独立的思想苗头不是没有，而是一直存在，有的时候，还会泛为一种思潮。
可能，即使是这种形式上的依附，也是一种耻辱。
一个半岛，能独立于大陆之外，需要很多条件促成。要么是山重水远，土地贫瘠，不值得费劲；要么特别能打——这种可能性很小；要么表示臣服，被封为王而不称皇，替中央大国屏藩疆域。朝鲜（包括越南等）大致就是这个情况。
唯一的例外，是中央王朝更替的短暂时光里，朝鲜基本上想干啥干啥。
恰逢晚清，随着大清国的国力下降，自身难保，朝鲜离心的倾向已经产生。
因此，除了被日本强行夺取的危险现实存在，朝鲜人不能不顾虑外，朝鲜本身也会唤醒脱离藩属地位的思想余脉。
一个国家想具有完全独立自主的地位，本身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韩国的由来，大致是历史上朝鲜半岛曾存在的慕韩等三个“韩国”，这个我不说了。估计很多人领略过韩国的历史神剧。
反正是神剧，就比谁更神，只有更神，没有最神。于是，“韩国人”英勇抵抗了从唐太宗到元朝、直至明清的入侵，获得一次又一次“胜利”，一次次上演“神话”。
现实中，也有不少“神话”在上演。韩国不少人将清日战争后短暂的十几年，称为脱离中国统治、独立建国的时期；比之更露骨的是，韩国人坚持把长白山叫做白头山，韩国女队输了比赛，却在体育盛会上打出“白头山是韩国领土”的纸牌；高句丽与高丽的关系本来就如同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但韩国还是把中国历史上东北的高句丽国，混同朝鲜历史上的高丽，跟中国喋喋不休，用意很明显；韩国国歌《爱国歌》里反复吟唱“无穷花三千里锦绣江山”，于是有韩国作家称“我们失去的何止是三千里锦绣山河”……
虽然我们看来有些荒诞，但这些“自我安慰”式的情节，却反映了朝鲜对民族独立的天然情感，对国家强大的热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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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大清朝没有看到朝鲜人的心思。
近代，大清在处理与朝鲜的关系上，没有轻易地被外力击破。
相反，这种宗属关系，随着日本企图染指朝鲜，被大清自觉地加以强化了。
这是大清极力维护的结果。如今我们的一些思索、评价，基本接近大清对朝鲜重要性的认识。
舍弃这个前提，一定程度上可以肯定，大清已经陷在“藩属国”的政治陷阱中，“画地为牢”。
要是这么想的话，我们自然可以推论出：如果大清能打破这种自我束缚，及时地调整两国关系，或许可以避免陷入朝鲜内乱、直面与日本的纷争。
虽然任其自生自灭，这样做对朝鲜不负责任，也缺乏“国际主义精神”，或许会背上一个名声不好的“大包袱”，但却卸掉了一个实际的真包袱。
是这样吗？
从“阴谋论”的角度思考，我并不这么认为。
大清即使舍弃朝鲜，并不等于就能换来日本的止步。日本控制朝鲜以后会干什么，还是没有准。
所以，再坏无非是，一场早晚得打的战争，在这时引发了。
公允地说，大清尽到了宗主国的责任，也为保住这个“藩屏”，尽了最大的努力。
但是，决定历史走向的不是意愿，是——当时的大清朝确实已经是力不从心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