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来，有关大清海军的污点，一直各有说法。有的直言，有的回护，为尊者讳。有的则是难以启齿，羞于提及，而有意带过了。
其实，大清对水师的那方面“小毛病”，并没有觉得是多严重。
李鸿章在交涉处理“长崎水兵事件”时，承认了水兵有那方面的可能，但在如何处理上，转而又说：“弁兵登岸为狭邪游（这样说文雅一点，逛逛小街曲巷）生事，亦系恒情。即为统将约束不严，尚非不可当之重咎，自不必过为急饰也。”
就是说，在李鸿章看来，都是些鲁莽武夫，没什么文化，水兵搞点这事，并打个架，也是“人之常情”，那就不算事；因这事引起冲突，死几个人，也只能算是小事。将领管束不严，还不算重要过失。
除了护短，就是思想认识问题了。
“狭邪游”都“游”到国外去了，还不叫事，那在国内“游”的，肯定更不是事了。
可见这种事，在北洋水师，是什么程度、什么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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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崎水兵事件”，揭开了一个被后人反复论及的北洋腐败、军纪败坏的问题。
这样的例子，大家一定听到、读到很多。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
实际执行情况怎样呢？“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
为什么不管？不好管。
北洋水师最高指挥者丁汝昌，自己率先利用章程规定的限制导致的需求“缺口”，发现和制造了商机，又运用手中权力，创立了“北洋房地产”，提供“出租业务”。
丁军门在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商户，以及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
看来，不但不好管，还得提倡。
在他的带动下，聪明人也跟着上，北洋一下子出了好几个“房叔”。
刘步蟾，方伯谦，也纷纷发展房地产，出租给部属，收取租金。
管带们有了银子，不光想带家眷，还要娶几房姨太太。每个基地放一个，金屋藏娇，到哪儿都有个念想，有效杜绝了离港前的那种离家出走的感觉。
既然“那事”不是“事”，不知是谁搞的，“女支”院也开到了营地。
悄悄的都不行了，还争风吃醋，闹出“桃色事件”和“丑闻”了。
不是别人，有头有脸的丁军门和副将方伯谦。因看上同一个“女支”，都要娶回做小，二人差点拔刀相向。据说，丁军门“百计营求”，终未得手，小女子嫌他老，不够伟壮，而让方伯谦抢走了。
丁军门带兵的威信，从何而来？
《章程》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
但每年冬天，北洋水师就例行下南洋巡视，每停一地，水兵们便离船上岸，把酒寻欢，打牌赌博。
《章程》规定的舰船保养也形同虚设，保养经费普遍被挪作他用。
不光是东乡平八郎看到了大清军舰的斑斑锈迹，如果说他是有意“埋汰”北洋，别人呢？据说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也谈过极为类似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
至于舰船不作训练而用于它途，已非个别现象。
突出的行为是以军舰运输货物、走私贩运，当成客船搭载旅客，赚取银两。
据说北洋军舰到一趟朝鲜，就来回贩运一次高丽参、鸦片，赚了不知多少银两。
同为北洋一系的袁世凯，在汉城时候，就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负责过采买、导购、转运等事宜，补贴家用。
不要提内部监督，这本来就是集体参与。不要说上级机关检查，这些生意，不少衙门都有份。
有例外吗？有，不是被当成傻子就是怪人的邓世昌。《清史稿》邓世昌传记中记有“独世昌以粤人任管驾，非时不登岸，闽人咸嫉之”，就是他平时按要求住在船上，也不带家属，到规定的休假时间才上岸，以至于七年才回了几趟老家。这种遵规守纪、严肃认真，搁现在那是劳模标准，当时竟成了特立独行，为以刘步蟾为首的福建籍军官们所不容。
这些，读来让人感叹：一个新生的北洋海军，那种生机勃勃的样子，犹在眼前，却在十数年之间，迅速腐败，沾染上了种种恶习，谁之过？
以大清朝廷给的那样优厚的待遇，再相较于北洋舰队后期的作为，充分说明，没有理想，不守制度，还叫唤要“高薪养廉”，实在是扯淡。（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