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和他的酒友干尽杯中酒，由警察结了酒账之后，两人一起赶到了现场。
几个民工一看女主人真的调来了警察，个个吓傻了眼。说着赔礼的话，把存折还给了女主人。本来事情就此可以了结了。但女主人有点仗势欺人，执意要求警察把这几个民工拘留起来，说民工这是敲诈勒索的犯法行为。在女主人得理不让人喋喋不休地骂这几个大气不敢吭声的民工时，那位警察的朋友在一旁默默地翻阅着这些存折，心里合计着存单上记录着的巨大金额并且记下了这些存款折所属的银行。他心里打着小鼓：天哪，早有耳闻这个建工局长是个贪得无厌的贪官污吏，并且有举报信。看来传闻不假。但是，他无心做共和国的廉政卫士，只想把事情尽快了结，然后返回酒馆喝酒，于是说：“算了，这么点小事，几个民工就是想吃羊肉，一只羊也就是二三百元钱的事，也算不上是么敲诈勒索，何必呢？”
“你这个小伙子话说得，一点法制观念都没有，这样怎么还能当警察？敲诈就是犯法，就得严肃处理。小王，把这件事交给你了，处理不好，我找你们巴所长。”这个四十多岁的贵妇人大概是把王警察身边的这位朋友当作王警察的下属了，所以根本不放在眼里，一番教训道。
这让王警察的朋友的尊严受到了挑战，心里十分窝火，也是由于酒精的作怪就说了一句脏话：“*毛，拿着鸡毛当令箭，巴所长算个球，吓唬谁？”
“放肆，小王，你这位同事叫什么名字？我要把他的态度反映给你们巴所长。”
“王股长，他不是我的同事，是我的一个朋友。”
“你不是警察插嘴干什么，这不是妨碍公务吗？要不是看在你是小王的朋友的面子上，我连你也一起抓起来。”那个女人在公安局户政股任股长，本身有些权势，自然不把王警察身边的这个穿便衣的老百姓放在眼里。
“那好啊，欢迎你把我抓起来。”那个小伙子道。
“王股长，算了，他姓郭，都是自家人。”王警察说。
“什么自家人不自家人的，他是哪个单位的？你告诉我。”
“王股长，他是检察院的检察官。”王警察说。
“哦，检察院的，你们的检察长我熟悉，和我家老吴是朋友，他们经常在一块喝酒，既然是一家人，我就不说什么了，这件事给你个面子，这几个敲诈勒索的人我也就不追究了。”王股长说。
事情就此了结了。但郭检察官的尊严受到挑战，心里很不舒服。他想，一个公务员，挣死工资的人，两口子每月的工资全家起来，不会超出三千元，就是不吃不喝，不穿不用攒上三十年也超不过一百万，可这个女人的是几张存折显示的是七百多万，是哪来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我看正适合这个仗势欺人的女人。他不是县委书记的亲家，和我们检察长关系好吗？老子给你捅在市检察院，不信你能一手遮天！
抱着这种想法，在王警察又请他重新回酒馆喝酒时，他没有兴致，推脱了。但等和王警察分手后，他悄悄返回原地找到干活的几个民工，让他们联合出据了一份证明材料和举报信。然后他以匿名的方式把自己的所见所闻综合写成材料，加上几个民工的证言，装在一个信封里，寄到了市检察院控告科。在这份举报信中详细列举了存折所属的几个银行，并且表明了为什么不就地向当地检察院举报的原因和担忧的理由。
诸建州拆阅了这封信之后送转反贪局。反贪局受理了这份的举报信之后，对举报信内容的可靠性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份举报材料极有价值且可信度较高，便当即立案，奔赴那个偏远的小县城。在经过一番秘密的调查取证后，连夜突击对那位建工局长的家进行了突击搜查，搜出存款这三十张，款额达两千四百万元，此外金银首饰，好烟好酒的金额加起来又达一百多万元。
人们本以为这个案子会尽快得到处理，但是，时隔一年，案件仍悬而未决，没有处理结果，那位吴局长人虽然呆在监狱里，据说因为身体不好，实行了保外就医。而那位写举报信的检察官却被莫名其妙地调离了检察院。
诸建州每每讲到司法机关的腐败时，激愤不已地说：“司法腐败是社会最大的毒瘤，也是社会腐败愈演愈烈，得不到遏制的根本原因。而司法腐败的根本原因则是民主法制制度不健全，司法监督、制约机制从根本上不健全。人民参政权、议政、监督政事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只停留在口头口号式宣传上，并无实际内容。”
乔宝山身处法院，也耳闻目睹了不少法官徇私枉法的丑行劣迹，比较赞同诸建州的看法。但他们只是低层司法工作者，对国家的大政议论的权利也只限于私下的清谈，公开议论则极可能砸掉饭碗。为了保住饭碗，也只能是唱赞歌。
诸建州和乔宝山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清谈中建立的友谊，没有丝毫当今社会的利益互补的战略合作关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