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乔宝山与冯建刚一同到监狱送达了《关于武若林的死刑判决上诉驳回》的二审判决书，回到法院后，他将公文存放在办公室的文档卷柜里之后，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即武若林的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这件事该不该告诉晋雯丽？这个女孩儿虽然不算武若林的直系亲属，但是却和案犯感情深厚。那天当法庭宣布判处武若林死刑的判决当庭宣布的时候，那女孩儿当即昏倒在法庭上，被送到医院后醒过来后嚎啕大哭，大骂法官们为昏官和畜生。尽管乔宝山对审判委员会的集体决定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而且从内心认为这一纸草率的判决。但是，当他听说晋雯丽在医院里哭喊着大骂法官们是昏官、畜生，和杀人犯，他听了仍然十分地愤怒。他以为，这是对法官这一职业荣誉的最大蔑视，也是对法律尊严的亵渎。听到晋雯丽对法官的这些攻击性言论的当时，乔宝山义愤填膺，建议法院立即以蔑视法庭侮辱法官的罪名和伪证罪拘捕这个女孩儿，并追究她当庭作伪证的责任。乔宝山的建议正是检察官和法官们所想，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相应，当天，晋雯丽就被拘捕了。但是在晋雯丽被关进拘留所的第六天天，法院和检察机关就不得不释放晋雯丽，并放弃对晋雯丽伪证罪的追究。这是因为，其一，几个和晋雯丽关在一起的妓女一致反映，晋雯丽虽说已经是成年人，但是根本不懂*的关键要素。这个女孩儿竟然天真地认为，男人和女人脱光了衣服，互相亲吻、抚摸便是*和性关系。所以她认为自己和武若林发生了性关系是事实，而非有意作伪证。所以，不但晋雯丽不认为自己是作伪证。就是那些职业的性工作者也认为，晋雯丽和姐夫的肌肤之亲的亲密接触状况和发生性关系基本相同，算不得为证，如果硬要教条地认为，只有男女的性器官结合冲撞才算*，从法理上站不住脚。因为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所谓的性关系必须以性器官的出入为准绳。如此而言，晋雯丽说她和武若林发生了性关系，也可以算做实事。故而追究晋雯丽的伪证罪似有不大妥贴之处。
其二，晋雯丽是在医院里辱骂法官和检察官的，而并非在法庭上。故而构不成蔑视法庭罪。至于法官和检察官里有没有畜生，对这个问题，就连最先提出拘捕晋雯丽的法官乔宝山也不敢断然肯定或否定。作为社会的人如果不讲道理、情理和法理，那么就和畜生相差无几。
此外，提前释放晋雯丽还有一个更重要原因。武若林的父母在收到儿子被判处死刑的判决书后，如晴天霹雳。武若林的母亲当时即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死亡。而武若林的父亲也因脑溢血突发住进了医院。病人的亲属们没人肯自愿长期侍奉一个瘫痪在医院的脑溢血病人。现代社会的人，讲求的是利益关系，已经不注重亲情和感情。法官和检察官们更不想承担这个连亲属们也不愿意承担的责任。而放被判了死刑的死囚武若林出狱侍奉老父，更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瘫痪在床人确实需要有人来照料，否则就真应了晋雯丽的斥责。在这道难题面前，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法官们想到了晋雯丽，便征求伪证者的意见。伪证者一听说姐夫的父亲病危住在医院需要人照看，泪如雨下，二话没说就答应照顾姐夫的父亲。这样一来，照看病人的任务就无可推脱地非晋雯丽莫属了。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晋雯丽得以提前获释。
而事实上，在把晋雯丽关进拘留所的当天，乔宝山就后悔极了，他觉得自己像雨果的《悲惨世界》里的那个警官沙威，忠于职守，效忠法律，恪尽职守，但冷酷无情，缺乏人性，缺乏怜悯之心，机械、教条、伪善，像一只鹰犬。自责了几天的乔宝山第一个提出提前释放晋雯丽，并且给检察官做工作，建议免于追究晋雯丽的法律责任。
然而，虽然法官和检察官虽然没有追究晋雯丽的法律责任，学校却闻风而动，开除了晋雯丽的学籍。中国的教育机构，是政治统治的应声虫和阿谀者。（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