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仲秋的夜里，他在一个靠近居民区的马路边上用平板车做货摊，卖起了西瓜。月亮明晃晃的照在大地上，月光如银普照大地，天空朗若白昼。过了这一夜，就是中秋节了。马路上人迹稀少。圆圆的月亮让他有些思乡了，在这座城市他举目无亲。他本想回家过个中秋节，他已经四年没有回家了，他是因为女人问题被开除的，这种事在乡下人眼里是件丢人的事，惹人笑话。自尊心极强的他觉得无颜面对父老乡亲。本来在没有出这件事以前，就因为和一个十五岁少女谈恋爱而拒绝了许多上门提亲的乡里乡亲，引起了老父和哥哥们的非议，屡屡被指责和斥骂。说他包肚油蒙了心，糊涂透顶。本以为当了借干，混出了人样子，再也不用受老父亲和哥哥们的嘲讽挖苦了。他想，总有一天，他会会出人头地。可是谁想谈恋爱竟然莫名其妙地谈出了男女作风问题，被国家给开除了。他申辩自己没错误鬼才相信。老百姓信政府，信国家、信党委、信公社，唯独不信被党被政府处理过的人。辩解也是白搭，再说他也不敢辩解，不敢把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描绘成一个老流氓。那不是想进监狱吗？所以，打掉牙咽在肚子里，再大的苦水一肚子装起来，半点也不敢泄露。他也不敢回家，他像一条无家可归流浪街头的狗。有时他想，人活得真没意思，快死掉算了。但是，怎么个死法，上吊还是投河，喝农药还是抹脖子，想不出哪种死法更好一些，但主要是没有结果自己的勇气。
一个深秋的夜晚，他摆了一天摊的成果还有平板车上的东西都被城管队没收了。秤杆被折断，平板车也给砸了。不仅如，因为他在阻挡城管人员砸车时，因为推攘了一下城管员，就被说成是抗拒执法，喊来了警察，拘留了两天，把随身携带的全部家当，一个三百二十元钱的存折里的钱也做了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罚没款才放他出来。从那以后，他领教了什么叫城市执法者。那就是一伙穿制服，带国徽，夹着公文包，得到国家政权的枪杆子支持的的明火执仗者。身上的钱没有了，存折没有了，生存的饭碗也给砸掉了。没有饭吃，连住三元钱一晚的小旅店也住不起。在深秋的寒风中他像一片飘滚在街头的枯叶，感觉非常凄凉。他下了死的决心，可是步行了二十几公里走到黄河畔上跳进了冰冷刺骨的河水里却没有死成，一进了河里，受到冰冷的河水的刺激，他就后悔跳河，不想死了。他在河水里拼命挣扎，大喊救命，呛了几口水，使出了他儿时耍水时学会的几个狗刨刨，向河岸靠近。在昏昏沉沉中让一个在河畔上摆渡打渔的老头救了起来。老人给他吃了一碗鱼汤泡馍，收留他在家里过了一夜，说了许多开导，宽慰他的话。大致意思是天无绝人之路，老天爷饿不死瞎麻雀。再难也难不过一死，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想一想老人的话有道理，就不想再死了。老头把自己打渔卖鱼攒下的钱給贾荣昌七凑八凑凑了五十元钱，才让贾荣昌又有了摆摊为生的本钱。也有了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信心。
好在贾荣昌所做的生意可能是世界上本钱最小的生意，五十元钱足够了。那时候这个以农业为主人少地多的城市，农产品便宜的没了谱，去农民的地头买西瓜，一大卡车西瓜也不会超出一百元钱。到瓜果大量上市的季节，农民的瓜卖不出去又怕烂在地里影响第二年种地倒茬，就索性白送人，只要给他拉出地里就行。那个时间，牛、马、猪圏里和公路两旁的路壕里倒的都是西瓜。所谓谷贱伤农，瓜果成灾，指得就是这种情形。
后来在贾荣昌发达后，给老头二万元钱报恩，老头说什么也不要，只是说“我有个儿子原来在糖厂工作。糖厂倒闭，他失业了。在家闲呆着，干农活不会，打渔他嫌苦，上学念到高中，又进修过几年电大，就认为自己是个文化人，不肯受苦。文不成，武不就。如果你要是公司里缺人，他又能干了，就帮我这个忙，把他收留下吧。”贾荣昌自然答应下来。老头的儿子孙红民后来成了贾荣昌公司的二号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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