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寿亭侯，即关羽，字云长，河东解（今山西运城）人。东汉末年名将，刘备起兵时，关羽跟随刘备，忠心不二，深受刘备信任。刘备、诸葛亮等入蜀，关羽镇守荆州，刘备夺取汉中后，关羽乘势北伐曹魏，曾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吓得曹*差点迁都躲避，但是东吴偷袭荆州，关羽兵败被害。关羽去世后，逐渐被神化，被民间尊为“关公”；历代朝廷多有褒封，清代奉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崇为“武圣”，与“文圣”孔子齐名。《三国演义》尊其为“五虎上将”之首，毛宗岗称其为“《演义》三绝”之“义绝”。
汉寿亭侯，爵位名，常指关羽（161―19），三国蜀汉独挡一方的名将，字云长。河东解县（今山西运城县解州镇）人。东汉末年，关羽跟随刘备起兵镇压黄巾叛乱，和张飞共同辅佐刘备、忠心不二，“恩若父子”（《三国志》记载），被誉为“忠义”的化身。刘备在徐州为曹*所败，关羽被俘，虽颇受曹*厚待，并封为汉寿亭侯，然仍斩颜良以报曹*、并且归投刘备。
功绩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14年）镇守荆州五郡，独镇一方。建安二十四年（19年）关羽北伐曹魏，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围曹*大将曹仁于襄阳郡，达到军事上的最高峰，但是荆州后方空虚，东吴吕蒙以白衣计乘机夺取荆州（主要是江陵和公安），关羽又久攻襄樊不下，只好撤退，由于荆州被东吴攻占，所以在退却路上，士卒离心、逃亡殆尽。关羽也被吴军擒获，遭到杀害。其“忠”、“义”*行被后来统治者所渲染，并加以神化，尊之为“关公”、“关帝”。今华北不少地区广大农村中都建有“关帝庙”，俗称“关老爷庙”。
当年，关羽杀了袁绍的大将颜良，解了白马之围，曹*便奏请献帝，封了关羽为“汉寿亭侯”。这一史实在《三国志·关羽传》[1]中写得很清楚。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汉”字，事实上竟引出了后来的误解，也正像这位文友所持的观点，即把“汉寿亭侯”拆开为“汉”、“寿亭侯”。说“汉”是汉朝，“寿亭侯”是侯的名称。就连大名鼎鼎的罗贯中老先生也是如此之看法，这里不妨请看他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原本中的一段描写：却道曹*为云长斩了颜良，倍加钦敬，表奏朝廷封云长为寿亭侯，铸印送与关公。印文曰寿亭侯印，使张辽赉去。关公看了，推迟不受。辽曰：据兄之功，封侯何多？公曰：功微不堪领取名爵。再三推却。辽赉印回见曹公，说云长推辞不受。*曰：曾看印否？辽曰：云长见印来。*曰：吾失计较也。遂教销印匠销去字，别铸印文六字：汉寿亭侯之印，再使张辽送去。公视之，笑曰：丞相知吾意也，遂拜受之。
这个误解可以说是由来已久。早在北宋时，湖北荆门县玉泉的关将军庙里就存有“寿亭侯印”一方，直径四寸。这在洪迈的《容斋四笔》中可见记文。另据《明史·礼志》载：洪武二十七年，地方官在南京鸡笼山建造关公庙，也称关羽为“汉前将军寿亭侯”。直到嘉靖十年（距建庙已一百三十七年）才由当地政府公开订正，改称为“汉前将军汉寿亭侯”。
原因之所以出现这种由来已久的把“汉寿亭侯”的“汉”视为汉朝的误解，还是缘于对历史了解的欠缺。洪迈在《容斋四笔》中就认为荆门玉泉关将军庙中的“寿亭侯印”是伪造的，而伪造的人能出现这种失误，显然也是因不懂历史。清初的毛宗岗更认为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那段描述违反了历史常识，他不仅在书中删去了这段文字，还在评语中特别地指出：“今人见关公为汉寿亭侯，遂以为汉为国号，而直称之曰寿亭侯，即博雅家亦时有此，实之误也……汉寿亭侯，犹言汉寿之亭侯耳，岂可去汉字而以寿亭侯为名耶？”
事实「摘要」关於“汉寿亭侯”历来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汉寿”为地名说；另一种是“汉”为朝代名说。我们对“汉”为朝代名说的依据一一辩驳后，认可“汉寿”为地名说。关於“汉寿”位处何地，大致有三种观点：其一为“武陵说”。二为“蜀地说”。其三为“两地说”。而我们经过考证后提出第四种观点“两地皆非说”，因为据汉制，亭侯之号不得袭用县名，而武陵之汉寿与蜀地之汉寿皆为县名，故两地皆非，汉寿当为“亭名”，即“亭名说”。
「关键字」汉寿亭侯武陵说葭萌说两地说亭名说据《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载建安五年（公元00年），曹*表封关羽为“汉寿亭侯”。关於“汉寿亭侯”是汉之寿亭侯还是汉寿之亭侯，历来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汉寿亭侯”的“汉”是表朝代名，“寿亭侯”为其爵位封号，即“汉”为朝代名说。另一种观点，认为“汉寿亭侯”的“汉寿”是地名，“亭侯”是爵名，即“汉寿”为地名说。
一、“汉”字为朝代名说弘治本《大明会典》和清人宋牧仲《筠廊偶笔》均持此观点，《筠廊偶笔》还说“大内有寿亭侯印一方”。张舜徽主编的《三国志辞典》也设有“寿亭侯”这一词条。李梦生先生据元人王寔《东吴小稿》中《寿亭侯印铭并序》记载役工得“寿亭侯”印而认为“关羽所封为‘寿亭侯’无疑”。持此观点者之依据，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一）
熊方在《后汉书年表》卷八中也将关羽爵号记为“寿亭侯”，后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三十五及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一裏均指出熊方称关羽为“寿亭侯”是“传写脱误也”。
（二）通俗文学中多次出现“寿亭侯”
在元代《至元新刊三分事略》中卷之《*勘吉平》一节有“尔能降我，封尔寿亭侯”，在《关公袭车胄》一节有“帝见关公虬髯过腹，心中大喜，官封寿亭侯”，在《关公刺颜良》一节有“先主自思‘想兄弟关云长官封寿亭侯……’”，在《关云长千里独行》一节中有“张飞问二哥哥在何处，先主具说关公扶佐曹*，官封寿亭侯”。均将关羽称为寿亭侯。以上情节皆见於《三国志平话》，且每节标题及行文与《三分事略》皆一致。元人关汉卿之《关大王单刀赴会》第二折鲁肃和司马徽均称关羽为“寿亭侯”。高文秀之《刘玄德独赴襄阳会》第三折有“（曹*引卒子上，云）……某领云长到於许都，加为寿亭侯之职”。而在元代无名氏《关云长千里独行》里曹*、张辽、关羽的嫂子和张飞更是异口同声的称关羽为“寿亭侯”，乃至关羽也自称“（关末云）我如今官封为‘寿亭侯’哩”。此外，元杂剧《寿亭侯怒斩关平》和《寿亭侯五关斩将》更是在标题中就称关羽为寿亭侯。可见在元代通俗文学中多次出现将关羽称为寿亭侯的现象。
到了明代，通俗文学中继续出现将关羽称为寿亭侯的现象。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六《云长延津诛文丑》中有曹*送关羽“寿亭侯印”而关羽不受，加“汉”字而后受的情节，“却说曹*为云长斩了颜良，倍加钦敬，表奏朝廷，封云长为寿亭侯，铸印送与关公。印文曰：‘寿亭侯印’，使张辽齎去。关公看了，推辞不受……*曰：‘吾失计较’，遂交销印别铸印文六字‘汉寿亭侯之印’，再使辽送去，公视之笑曰：‘丞相知吾意也’。遂拜受之”。此外在该卷《关云长封金挂印》一节中还有“遂将累受金银一一封记，悬寿亭侯印於库中”的情节。以上情节皆旁见於汤学士校本《三国志传》卷五和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三。
此外，清代小说《隋唐演义》、《聊斋志异》及《忠孝勇烈木兰传》中也有将关羽称为“寿亭侯”的现象毛宗岗指出俗本中有“曹瞒铸寿亭侯印贻公而不受，加以‘汉’字而后受”的拙劣情节，并认为“是齐东野人之语”。清人王应奎《柳南随笔》卷四也说“俗人据小说《三国志》称公‘寿亭侯’，尤可喷饭”。足见通俗文学中将关羽称为“寿亭侯”之误。
事实上，通俗小说家将关羽称为“寿亭侯”而认为“汉”是朝代名，除了其自身对史实的忽略外，还有更深的原因。在《三国志》研究中历来就有“帝魏论”和“帝蜀论”之间的争论，即认为魏国和蜀国到底孰为正统的问题。自古以据中土者为正朔，然而南宋中原已失，偏安一隅，处境与蜀国极为相似。而蜀汉以汉室一脉自居与南宋认为自己是宋室一脉相似，故“帝蜀论”的实质是“帝南宋论”。《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三国志提要》中指出“（宋）高宗之后，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土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诸儒纷纷起而帝蜀。”可见，“帝蜀论”的实质是“帝南宋论”，而“帝蜀论”导致人们将蜀汉视为正统，因此忠於蜀汉成了忠义的表现，而关羽恰巧为其典型，因此其封号“汉寿亭侯”中的“汉”字易与关羽所效忠的“汉”朝相联系，并视为朝代名，以此进一步突出其特殊含义，加之通俗文学家在作品中迎合并加以发挥民众心中这一情结，因此通俗文学中大量出现将关羽称为“寿亭侯”的现象。
以上已对“汉”为朝代名的依据一一予以了辩驳，除此以外，从史料记载中也可证明汉寿亭侯之“汉”字非朝代名。
（1）《三国志》卷三二《先主传》记载建安二十四年（公元19年）“群下上先主为汉中王，表於汉帝曰：‘平西将军都亭侯臣马超……荡寇将军汉寿亭侯臣关羽、征虏将军新亭侯臣张飞……’”从该表可以看出，与关羽同为亭侯的马超、张飞都未在其爵号前加朝代名“汉”字，可以“汉”非朝代名。
（）据《新唐书》卷一十五《礼乐志》记载唐德宗建中三年治武成庙“诏史馆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将凡六十四人图形焉：越相国范蠡……汉相国平阳侯曹参……蜀前将军汉寿亭侯关羽……”
据上文可知，各位名将的官爵名前为朝代名，如范蠡前为“越”，曹参前为“汉”。可见“蜀前将军汉寿亭侯关羽”中“蜀”是其朝代名，“前将军”为官名，“汉寿亭侯”为爵位名。同样的称谓方式旁见於《新唐书》卷八十八《宰相世系表》。
（）《明史》卷五十《礼志》记载“后复增四：关公庙，洪武二十七年（194年）建於鸡笼山之阳，称汉前将军寿亭侯。嘉靖十年（公元151年）订其误，改称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可见明高祖洪武二十七年立关公庙，误称关羽称为“汉前将军寿亭侯”，即认为“汉”是朝代名。到了明世宗嘉靖十年已改正错误，称为“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在毛批《三国演义》第二十六回《袁本初损兵折将，关云长挂印封金》中毛宗岗指出“鸡笼山关庙内题主曰：‘汉前将军汉寿亭侯之神’，本自了然。”但毛宗岗觉得还不够“余则谓当於外额亦加一‘汉’字，曰‘汉汉寿亭侯之祠’，则人人洞晓矣。”
由以上论证可知，“汉”为朝代名说是错误的。
历史上曾发现“寿亭侯”印“寿亭侯”印的发现可以说是支撑“汉”字为朝代名说的最有力的证据。
（1）洪迈在《容斋四笔》卷八载曾先后四次发现“寿亭侯印”：其一，宋高宗绍兴年间（公元111—116年间），洞庭渔者得“寿亭侯印”且藏於荆门玉泉关将军庙中；其二，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8年），复州宝相院伐木於土中得“汉建安二十年寿亭侯印”；其三，宋甯宗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邵州守黄沃叔启於郡人张氏处购得“汉建安二十年寿亭侯印”；其四，时人王仲言藏有“寿亭侯印”。
洪迈在文中认为这四枚印“皆非真汉物”，并提出几点理由：其一，“汉寿乃亭名，不应去‘汉’字”；其二，（此印）“其大比它汉印几倍之”；其三，“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其四，“云长以四年受封（按，当为建安五年受封），当即刻印，不应在二十年”。
此外，清人张镇在《古印考辨》中也从六个方面指出洞庭湖所出印为伪：其一，关羽败於临沮，即使丢了印佩，也“无缘远没洞庭”；其二，汉印其文当为篆书，今印字体“不甚与缪篆合”；其三，据《后汉书·舆服志》诸侯印为龟纽，今印非龟纽；其四，汉制“纽间初不著环”，而“今环在鼻上且连施吾环”；其五，关於以汉寿封，而今印“止寿亭字”；其六，汉印印文皆为章，今印“非章而为印。”
关於宋高宗绍兴年间得“寿亭侯印”的史实，宋人陈杰也在诗中记叙曾见此印，但他认为“远不可考”。此外，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五也有记载，绍兴初，潭州人得“寿亭侯印”於水中。但他指出“篆不古，非汉魏间字体”。即赵指出这枚印不可能是关羽的。不过，赵在这裏提出一种折中的看法“或云：晋宋以下，别有封寿亭侯者，亦未可知”。
（）元丙戊年间（公元146年）曾发现“寿亭侯印”
元人王寔在《东吴小稿·寿亭侯印铭并序》中记载丙戊年间（即元顺帝至正6年，公元146年）役工得“寿亭侯印”，李梦生先生据此在《关於“汉寿亭侯”》一文中认为“关羽所封为‘寿亭侯’无疑”。我们仔细考查《东吴小稿》中对该枚寿亭侯印的描写“（该寿亭侯印）铜色水泽莹洁，朱斑杂点，螭虎旋绾其中，铁环实贯於上，若行军备带之物”，则可知该印绝非关羽之印，因为据《后汉书·舆服志》天子印（玺）方为螭虎纽，诸侯王印为龟纽，而现在该印却“螭虎旋绾其中”显然与汉制不符。
由以上论证可知，先后出土的“寿亭侯印”皆非关羽之印。
（）所谓“汉寿亭侯印”
与宣称发现所谓“寿亭侯印”不同的是，有人宣称发现了“汉寿亭侯印”。明代黄希声记载（明）宏治三年（公元1490年）十月十八日扬州淘河获“汉寿亭侯之印”，但他指出“然印亦朱文叠篆实明制非汉物”。清人柯汝霖也认为有所谓“汉寿亭侯印”存在，其所编之《关帝年谱》於“曹*即表封公为寿亭侯”一句下注“胡氏绮曰今关帝庙中有汉寿亭侯印一钮……相传宋绍兴中洞庭渔人得之，入於潭府，洪氏随笔记甚详。”然查诸元人胡琦所编之《关王年谱图》中其原文曰：“今庙中有亭侯印一钮”。只曰有“亭侯印”未言有“汉寿亭侯印”，且书中有《亭侯印图》，辨其文，亦为“寿亭侯印”。可见，柯氏於此处曲解了胡书的原意。况且《容斋随笔》中洞庭渔人绍兴年间所得之印亦为“寿亭侯印”，而非“汉寿亭侯印”。可见柯氏想以“汉寿亭侯印”的存在以证明关羽为“汉寿亭侯”而非“寿亭侯”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误将胡氏及洪氏笔下之“寿亭侯印”曲解为“汉寿亭侯印”则非也。
（二）文献中有关羽为“寿亭侯”的记载前文已述，明孝宗弘治年间（公元1488年至1506年）所修之《明会典》与宋牧仲《筠廊偶笔》均认为关羽为“寿亭侯”，因为“大内有寿亭侯印”。而所谓“寿亭侯印”上文已证其伪。且明世宗嘉靖十年（公元151年）南京太常少卿黄芳上奏朝廷指出《明会典》载关羽为“寿亭侯”有误，朝廷纳之，万历重修本《明会典》已经改为“汉寿亭侯”。
二、“汉寿”为地名说主张“汉寿”为地名说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据历代文献，特别是地理文献之记载，确有“汉寿”此地。（详见后节）
（二）史料中有某人为“汉寿人”，甚至具体指明为“武陵汉寿人”的记录。
（1）被记载为汉寿人的有袭玄和绍荣兴。《水经注》卷三十七《沅水注》“沅水又东径临沅县南”其下注曰“县南有晋征士汉寿人袭玄之墓”。又据《南史·刘勉传》记载“汉寿人邵荣兴六世同爨，（刘勉之子）悛表其门闾”。该史实旁见於《南齐书·刘悛传》（）被具体记载为“武陵汉寿人”的有龚祈、潘浚、潘京和伍朝。据《南史·隐逸传》载“龚祈字孟道，武陵汉寿人也。”该史实旁见於《宋书·隐逸传》。又如，据《三国志·潘浚传》记载“潘浚字承明，武陵汉寿人也。”又如，据《晋书·潘京传》记载“潘京，字世长，武陵汉寿人也”。再如，据《晋书·隐逸传》记载“伍朝，字世明，武陵汉寿人也。”可见历史上确有“汉寿”此地。
（三）史料中出现跟汉寿有关的官职名或爵号。
史料中曾出现过“汉寿令”、“汉寿伯相”、“汉寿县子”、“汉寿县伯”和“汉寿左尉”等与汉寿有关的官职名和爵号。
（1）汉寿令。据《陈书·钱道戢传》记载“钱道戢字子韬，吴兴长城人也。父景深，梁汉寿令。”该史实旁见於《南史·钱道戢传》。可见钱道戢的父亲钱景深曾任汉寿令一职。
（）汉寿伯相。据《宋书·州郡志》记载“汉寿伯相。前汉立，后汉顺帝阳嘉三年（公元14年）更名。吴曰吴寿，晋武帝复旧。”指出汉代曾设立“汉寿伯相”这一官职。
（）汉寿县子。史书记载王镇恶曾被封为“汉寿县子”。据《宋书·王镇恶传》记载王镇恶“以讨刘毅功，封汉寿县子。”该史实旁见於《南史·王镇恶传》。
（4）汉寿县伯。历史上曾有两人被封为汉寿县伯：沈林子和蔡道恭。据《宋书·自序传》记载“高祖践阼，以佐命功，封（沈林子）汉寿县伯，食邑六百户”。该史实旁见於《宋书·列传第三》及《南史·沈约传》，即沈林子曾被封为汉寿县伯。
此外，蔡道恭也曾被封为汉寿县伯。据《梁书·蔡道恭传》记载“（蔡道恭）天监（公元50年至50年）初，论功封汉寿县伯”，又皇帝曾下诏褒扬蔡道恭“诏曰：‘……汉寿县开国伯道恭，器干详审，才志通烈’”。史实旁见於《南史·蔡道恭传》。可见蔡道恭也被封为汉寿县伯。
（5）汉寿左尉。在湖南省常德市城区北部穿紫河地带的南坪岗古墓群中，发掘出东汉中晚期的“汉寿左尉”墓。该墓中出土了一枚阴刻“汉寿左尉”的滑石印章。“汉寿左尉”印的出土，不仅证实了存在“汉寿”此地，还证明了历史上曾设有“汉寿左尉”这一官职。
由上文可知，史上曾有以汉寿为治地或封地的记载，即有跟汉寿有关的官职和爵号的记载，可见确有“汉寿”此地。
据以上论证可知，“汉寿亭侯”是“汉寿”之亭侯，不是“汉”之“寿亭侯”，即“汉寿”为地名说才是对的，那麼关羽的封地“汉寿”在何处呢？
据文献记载历史上有两个“汉寿”：“武陵之汉寿”和“蜀地之汉寿”。那麼到底关羽的封地“汉寿”究竟位於何处？历史上有三种观点：其一为“蜀地说”，即认为其封地是由蜀地之葭萌县改名而来的汉寿。
其二为“武陵说”，即认为其封地是武陵下属的汉寿。
其三为“两地说”，即认为上述两地都是关羽的封地，认为关羽曾两次受封。
三、“蜀地说”（葭萌说、犍为说）
《尔雅注疏》卷七“梓潼汉寿，此本广汉葭萌县。建安二十五年（公元0年），蜀先主改名汉寿县”。可见蜀地之汉寿本为广汉郡之葭萌县，刘备改名后，属梓潼郡。（该史实旁见於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一），又据《晋书》卷一十四《地理志》记载“泰始三年（公元67年），分益州，立梁州於汉中，改汉寿为晋寿”。可见建安二十五年刘备将葭萌改名为汉寿后，晋武帝泰始三年又改名为“晋寿”。（关於“晋寿”的记载，可见於《晋书·桓温传》及《北史·淳於诞传》），蜀地之汉寿在西晋改名为“晋寿”后，在“江左时期”（泛指东晋及南朝时期）又改名为“晋安”，到了隋代又改回“汉寿”旧名，见《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葭萌，蜀为汉寿，晋改晋寿县，江左改晋安，隋改葭萌，取汉旧名。”可见蜀地确实存在汉寿县。
此外，据史料记载蜀国大将军费禕曾北屯汉寿并在此遇害。据《三国志·费禕传》记载“（延熙）十四年（公元51年）夏，还成都，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故冬复北屯汉寿。延熙十五年（公元5年），命禕开府。十六年（公元5年）岁首大会，魏降人郭修在坐。禕欢饮沈醉，为修手刃所害”。该史实旁见於《三国志·三少帝纪》及《三国志·后主传》。可见费禕曾北屯汉寿并在此遇害。
由此可知，蜀地确有汉寿县，其本为广汉郡下属的葭萌县，建安二十五年刘备改名为汉寿县，并改属梓潼郡，蜀后主延熙十四年大将军费禕曾北屯於此，延熙十六年费禕在此遇害。后来，晋武帝泰始三年汉寿县又改名为晋寿县。江左时期又改名为晋安，隋代又改回旧名“汉寿”。即蜀地之汉寿其地名演变过程可见下图：葭萌县→（建安二十五年刘备改名为）汉寿→（晋武帝泰始三年改名为）晋寿→（江左时期改名为）晋安→（隋代改回）汉寿明代的程敏政、管律和清代的毛宗岗、杭世骏、吴青坛均持“蜀地说”。程敏政《爵嗣考》和吴青坛《读书质疑》中都认为“（汉寿亭侯之）汉寿本县名，在犍为，史称费禕遇害处。”明代管律在《汉寿亭侯壮缪关公祠碑》也认为“汉寿在犍为”。清人毛宗岗也认为“汉寿”“大将军费禕，会诸侯於此。”杭世骏在《订讹类编》卷四中也认为是“费禕北屯汉寿”的汉寿。
可见，以上学者皆认为关羽的封地“汉寿”为由葭萌县改名而来的汉寿，且程敏政、胡应麟、管律、吴青坛还具体认为“汉寿”“在犍为”，即所谓“犍为说”。
事实上，“犍为说”是不正确的。从地图上看，按从南至北的顺序而言，依次为犍为——成都——广汉——梓潼——汉中，也就是说犍为在成都之南，倘若果为此地的话，那麼费禕就不是“北屯汉寿”而是“南屯汉寿”了。可见“犍为说”是不对的。
抛开“犍为说”不论，那麼“葭萌说”是否站得住脚呢？《三国志·关羽传》指出曹*表封关羽为汉寿亭侯是在建安五年，而蜀地之葭萌县是刘备在建安二十五年才改名为“汉寿”的。也就是说关羽被封为汉寿亭侯时，由葭萌县改名而来的“汉寿”（费禕被害之地）当时还叫做“葭萌县。”
由此可知，认为关羽的封地是蜀地之汉寿，即葭萌说，是不对的。
四、“武陵说”（魏寿说）
（一）武陵之汉寿存在的依据关於存在武陵之汉寿的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史料中有某人为“武陵汉寿人”的记载，如前所述，龚祈、潘浚和伍朝皆为“武陵汉寿人”。
（）地理文献中对“武陵之汉寿”的记载《后汉书·郡国志》在“武陵郡”下之“汉寿”写道：“故索，阳嘉三年（公元14年）更名，刺史治。”由此可见，即武陵之汉寿县，以前叫做索，汉顺帝阳嘉三年（公元14年）更名为汉寿，且东汉时已是荆州刺史治所所在了。（关於汉寿属於武陵郡的史实旁见於《南齐书·州郡志》。汉代荆州刺史治所在武陵汉寿的史实，旁见於《宋书·州郡志》和《魏书·地形志》。而关於其地名变迁的史实，旁见於《水经注·沅水注》）
汉代将索改名为汉寿后，三国时吴国据有武陵时又将其改名为吴寿。关於“吴寿”，可见《宋书·符瑞志》“吴孙权赤乌五年三月，海盐县言黄龙见县井中二。赤乌十一年，云阳言黄龙见。黄龙二又见武陵吴寿，光色炫耀”。
晋灭吴后，又将吴寿改回汉寿。见《宋书·州郡志》“（汉寿）后汉顺帝阳嘉三年更名。吴曰吴寿，晋武帝复旧。”
据以上史料我们可知，汉寿县归武陵郡，以前叫做索，汉顺帝阳嘉三年（公元14年）改名为汉寿，汉代是荆州刺史的治所，三国吴国时期被改名为“吴寿”，晋朝又改名为“汉寿”，此外，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二我们可知其旧址在湖南常德府东北四十裏的地方。
其地名演变图可表示为：索→（汉顺帝阳嘉三年改名为）汉寿→（三国吴国时期改名为）吴寿→（晋朝时期改名为）汉寿（二）前贤多持武陵说前贤多持“武陵说”。熊方《后汉书年表》卷八在“关羽”一格，下注“武陵”，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一指出熊方将关羽的爵号写成“寿亭侯”是“此传写误，脱去汉字，而注武陵则确也”，即也赞成“武陵说”。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五中指出“《续汉郡国志》：武陵属县有汉寿，乃汉顺帝时改名，关羽所封，盖即其地。”《辞源》也说“汉寿，县名……汉末关羽封汉寿亭侯，即此地”。此外张维慎和文廷海先生也持“武陵说”。
（三）“武陵之汉寿”也非关羽之封地在讨论武陵之汉寿是否是关羽的封底这个问题前，我们先来看看“武陵之汉寿”，到底是一个什麼级别的行政区域。据前文所述，《宋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水经·阮水注》都指出“汉寿县”归属於武陵郡，是个县。而据《后汉书·百官志》，列侯分为通侯（县侯）、乡侯和亭侯，级别不同，其对应的封地级别也不同，“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即通侯的封地对应与县，乡侯、亭侯的封地对应於乡、亭。卢弼在《三国志集解》卷三十六中指出据汉制“亭侯之号不得袭用县名”。而“武陵之汉寿”是个县，因此不可能是亭侯的封地。
（四）关於刘禹锡的《汉寿亭春望诗》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三十五《汉寿亭侯》中指出“刘禹锡有《汉寿亭春望》诗，自注在荆州刺史治。……此盖后人因关公曾镇荆州，而筑城建亭以志遗迹耳。”以此作为“武陵说”的依据。然仔细考查上文会发现以下问题：其一、刘禹锡原诗诗名为《汉寿城春望》而非《汉寿亭春望》，赵氏偶误。
其二、刘氏自注曰“古荆州刺史治亭，其下有子胥庙兼楚王故坟”，可见刘禹锡也将“汉寿”视为亭，是“古荆州刺史治亭”。
其三、“此盖后人因关公曾镇荆州，而筑城建亭以志遗迹耳”。关公“曾镇荆州”和关羽曾封汉寿亭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且由上文可知，刘禹锡笔下的汉寿亭是后人为了纪念关羽“曾镇荆州”而造的，而非当年关羽的封地。
（五）关於“汉寿”即“魏寿”（“魏寿说”）
三国之贾诩曾被封“魏寿乡侯”、刘放曾被封“魏寿亭侯”。见《三国志·贾诩传》“文帝即位（黄初元年），以诩为太尉，进爵魏寿乡侯”及《三国志·刘放传》“（黄初）三年，（刘）放进爵魏寿亭侯”。清人赵一清在《三国志补注·魏志》卷十四中认为“魏寿”就是武陵之汉寿，且刘放的封地就是当年关羽的封地，即“魏寿即汉武陵郡之汉寿县也，关羽始封於此，魏改曰魏寿，又以封放”。即所谓“魏寿说”。
然而仔细考查发现此说有以下问题：其一，在《后汉书·郡国志》、《宋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水经·阮水注》等地理文献都无魏将“武陵之汉寿”改名为“魏寿”的记载。《贾诩传》和《刘放传》虽然出现了“魏寿”，但并未记载“魏寿”是由“汉寿”改名而来。
其二，从“武陵之汉寿”的归属问题来看武陵之汉寿属於荆州，东汉末由荆州牧刘表控制。建安十三年（公元08年）刘表之子刘琮降曹，荆州归曹*所有。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曹*战败，建安十四年（公元09年），刘备南征四郡，武陵等四郡太守投降，此时武陵归刘备刘备。建安二十年（公元15年），刘备与孙权相约，“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吴，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此时虽然荆州一半已属於吴，但武陵还是归刘备。后来建安二十四年（公元19年），吕蒙袭关羽，据有整个荆州，此时武陵为吴所有。吴於天纪二年（公元80年）为晋所灭，武陵归晋所有。可见除了曹*於建安十三年到十四年间，短暂地占有武陵之外，终魏之世未再据有武陵。
由上文可列出武陵汉寿的归属示意图：东汉末武陵归刘表→建安十三年（公元08年）归曹*→建安十四年（公元09年）归刘备→建安二十四年（公元19年）归孙吴→吴天纪二年（公元80年），吴灭，武陵归晋朝。
而贾诩和刘放被封为魏寿乡侯和魏寿亭侯的时间是在魏黄初元年（公元0年）和黄初三年（公元年），此时武陵之汉寿被吴占有，魏国如何改名？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一认为“此虽吴地，因其时孙权臣服魏人遥改名”即认为当时虽然武陵之汉寿被孙吴占据，但因孙权臣服於魏，故“遥改名”。其情理虽通，然前文已述，信史中未见将武陵之汉寿更名为魏寿之记载，故王说当属臆断。
其三，我们注意到刘备据蜀乃改葭萌为“汉寿”，吴据武陵之“汉寿”乃改名为“吴寿”，而晋据葭萌之“汉寿”乃改名为“晋寿”。可见，“汉寿”、“魏寿”、“吴寿”、“晋寿”均有特殊意味，寓王朝长寿。而据《贾诩传》和《刘放传》贾诩为奠定曹丕的太子地位立了大功，刘放也是受到从魏太祖、魏文帝到魏明帝三代魏主的垂青，曹*将其功比班彪，魏文帝让他“掌机密”，到了魏明帝即位时，更是“尤见宠任。”可见，即使真有将武陵之汉寿改名为“魏寿”之事，此魏寿也是象徵意味大於实际意味，且贾诩和刘放都备受魏主宠信，被封此号，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也很好的解释了，为什麼贾诩和刘放的爵位等级不同（贾诩为乡侯，刘放为亭侯）但是却拥有共同的名号“魏寿”。
其四，三国时期爵前的名号已多不表地名。
据《晋书》卷一十四《志第四·地理上》记载“刘备章武元年，亦以郡国封建诸王，或遥采嘉名，不由检土地所出”。“孙权赤乌五年，亦取中州嘉号封建诸王”。刘备孙权都是“遥采佳名”分封各自的功臣，因此“魏寿”也可能是“遥采佳� �”的产物，更多表一种象徵意义。
由上述论证可知以贾诩和刘放爵号前有“魏寿”为理由而主张“武陵说”，是不正确的。
五、“两地说”
有人主张武陵之汉寿和由葭萌县改名而来之汉寿都是关羽的封地，关羽被封了两次。
在北京图书馆珍藏的赵一清手抄本《三国志补注》中，他在《魏志》卷十《贾诩传》中“（贾诩）进爵魏寿乡侯”一句下注曰：“武陵郡汉寿故索，阳嘉三年更名，魏改为魏寿，故蜀又以葭萌为汉寿也”。在《魏志》卷十四《刘放传》“放进爵魏寿亭侯”一句下注曰：“魏寿即汉武陵郡之汉寿县也。关公始封於此。魏改曰魏寿，又以封放，而蜀因改葭萌为汉寿”。此外，他在《蜀志》卷六《关羽传》还写道：“曹公即表封羽为汉寿亭侯”一句下面写道“一清按：蜀以葭萌为汉寿县而关公佐命元勋，更不易封，岂以赐命汉朝，故特改斯名以宠异之”。
而据我们前文论证地理类史料记载中都无魏将“汉寿”改为“魏寿”的记载。倒是有吴将其改为“吴寿”的记载。且赵一清认为是魏国先改，蜀国才改，即“魏改为魏寿，故蜀又改葭萌为汉寿也”史无可考。再者，所谓“羽佐命元勋，（刘备）特改葭萌为汉寿以宠异之。”即刘备是否是为了特意表示对关羽的恩宠而将葭萌改为汉寿，未见诸史著，不可考。由此可见，赵一清只是一家之言，且所言未知有何史据。
到了清代，清人张镇则在其《汉寿亭侯考辨》一文中全面阐释了“两地说”的观点。其文曰“汉寿亭侯之封宜凡有二：‘一为曹*，一则当属刘备”，又曰：“是时封拜元勋，张益德等诸将各已得侯，甯於（关）帝而不别加锡秩乎？夫帝既以*为汉贼，亦岂乐以其所有之爵自荣？即昭烈开国酬庸，以褒将帅，唯当宠之新命，趣为刻印，安有使仍故侯，无所旌异而遂可以服英雄之心，宏霸王之略哉？既改葭萌为汉寿，因即以封帝。”即认为关於两次被封，第一次是曹*表封的，第二次是刘备封的。因此两个汉寿都是关羽的封地。
上文有以下问题：其一，据《三国志·张飞传》记载张飞曾两次受封。一次是建安十四年（公元09年）刘备领荆州牧占据荆州时，被封为新亭侯。此时，葭萌县尚未改名为“汉寿县”。第二次是刘备称帝后，章武元年（公元1年）封张飞为西乡侯。此时，关羽已死。可见“而是时封拜元勋，张益德等诸将各已得侯，甯於（关）帝而不别加锡秩乎？”推理有误。
其二，即使是刘备追封关羽，那麼也不应该再叫做“汉寿亭侯”了。用张镇的话来说“安有使仍故侯，无所旌异而遂可以服英雄之心，宏霸王之略哉？”如果刘备照旧封关羽为汉寿亭侯，则与曹*无异（具封关羽为亭侯，而张飞已封为乡侯）“无所旌异”，无法“服英雄之心”。
其三，“夫（关）帝既以*为汉贼，亦岂乐以其所有之爵自荣”，即如张镇所言关羽以曹*为汉贼，那麼，既然既然以曹*表奏之爵位（亭侯）为耻，又如何可能愿意保留其号（汉寿）呢？
其四，“既改葭萌为汉寿，因即以封帝。”认为将葭萌改为汉寿后就以之分封给了关羽。然而史无可考，当属臆断。
由此可见，认为关羽两次受封，多为臆断，而未见诸史著。即“两地说”是不对的。
六、“两地皆非”说（“亭名说”）
据前文考证，我们已经指出了“武陵说”“葭萌说”“两地说”的错误，而且指出据汉制“亭侯不得袭用县名”，“亭侯”所对应的封地应为“亭”而不能为“县”，即汉寿当为亭名。事实上该观点，前贤也多有述及。
唐刘禹锡在《汉寿城春望诗》中自注汉寿是“古荆州刺史治亭”，前文已述武陵之汉寿是汉代荆州刺史的治所，可见刘禹锡认为“汉寿”是“古荆州刺史治”下面的一个“亭”。宋洪迈在《容斋随笔》卷八中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汉寿乃亭名”。又，王先谦曰：“汉寿县三国吴改曰吴寿（见沈志），晋志仍曰汉寿，献帝封关羽汉寿亭侯当即县亭”，即虽然王先谦持“武陵说”，但他也认识到“献帝封关羽汉寿亭侯当即县亭”。即“汉寿”是汉寿县裏的一个“亭”。
此外，沈家本也认为“汉寿，乃亭名也”。盛巽昌在《三国演义补证本》第二十六回也旁批曰“按，汉寿只是亭名”。卢弼更是指出：“武陵之汉寿为县名，非亭名，亭侯之号不得袭用县名，恐别有汉寿亭不可考耳”。
综上，我们认为：其一，据汉制，亭侯之封地当为亭，故“汉寿亭侯”裏的“汉寿”是亭名，而非县名，因此该汉寿是汉寿亭，而非武陵之汉寿县，也非蜀地之汉寿县。二，可能由於该汉寿只是“亭”这一行政级别较小的单位，而史料又缺乏详细的记载因此该汉寿亭的具体方位，现已无从查考。
刘禹锡、胡应麟和王先谦虽持“亭名说”，但都坚持认为“汉寿亭”是武陵之汉寿县或蜀地之汉寿县下一亭。然而，既然主张“汉寿”是亭名，则当从史料中查找何处有亭其名为汉寿，今据史料未见武陵之汉寿县及蜀地之汉寿县其下有亭名为汉寿，则不可臆断汉寿亭必在武陵抑或必在蜀地。
结论“汉寿亭侯”应为汉寿之亭侯，即“汉寿”为地名说是正确的。
历史上曾有两个汉寿：一为蜀地之汉寿。以前叫做葭萌县，后刘备据蜀后改名为汉寿县，晋朝灭蜀后又改名为晋寿县，江左时期改名晋安，隋朝又改回汉寿旧名。一为武陵之汉寿。以前叫做“索”，汉顺帝阳嘉三年改名“汉寿”，三国时期吴国将其改名为“吴寿”，晋灭吴后，又将其改回“汉寿”。这两个汉寿的行政级别都是县。据汉制，县侯、乡侯、亭侯的封地对应的行政级别是不同的，亭侯对应的封地应为“亭”，且据汉制“亭侯之号不得袭用县名”。而无论是武陵之汉寿还是由葭萌改名而来之汉寿，均为县名，与汉制不符。所以“葭萌说”和“武陵说”都是不正确的。
有人提出“两地说”认为关羽曾先后两次受封，但所述多属臆断，无可信史料支撑，故“两地说”亦非。
在辩驳“武陵说”“葭萌说”和“两地说”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两地皆非说”，即关羽所封的“汉寿”既不是武陵的汉寿县也不是蜀地的汉寿县。据汉制，该“汉寿”应为“亭”，是亭名，即主张“亭名说”，且该观点前贤也多有述及。至於该“汉寿”的具体方位，我们认为应其是“亭”这一行政级别较小的单位，而史料又缺乏记载，故已无从稽考。但是“汉寿”是“汉寿亭”，而非“武陵之汉寿县”也非“蜀地之汉寿县”这一点是应该明确的。且因未见有史料记载武陵之汉寿县及蜀地之汉寿下有亭名为汉寿，故不可臆断汉寿亭必在武陵之汉寿县或必在蜀地之汉寿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