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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贾：搞活商品市场的催化剂
商业在中国起源很早。虽然商人一直以来都在社会中处于较低下的地位，但他们却是一个相对比较活跃的阶层。他们走南闯北，推动着商业的繁荣，使得天下民众能够互通有无。在他们的身上，有着讲诚信、和气生财、勤俭节约等一系列可贵的品质，堪称宝贵财富。
商业起源——以物易物的简单交易
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居民为了满足各自的需要，开始交换剩余产品，形成商业的雏形。这就是“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据说，中国最早经商的，是商族人王亥。历史学家徐中舒说：“商贾之名，疑即由殷民而起。”而《尚书》中也有“肇牵车牛远服贾”的记述。另据《山海经》记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可见，王亥早就赶着牛车去外地做买卖了。
后来，商族人继续发展贸易，其中有些人专门到远方贩运货物。由于这些从事贸易的人来自商部落，“商人”之称正式形成，其交易活动就是“商业”活动。商业初生之时，贸易量较小，而且都是以物易物，后来才出现了最早的货币宝玉和海贝。
周朝时，由商朝贵族后裔建立的宋国，商业极其繁荣。与此同时，原来商的遗民则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只能以贩卖货物，经营商业维持生计，保留了经商的传统。
战国时的白圭，被称为“言治生者祖”。他是经商理论的鼻祖，其经商之道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经营之术中的“贱买贵卖”，为商之道中的“智、勇、仁、强”。
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白圭的经商原则，就是抓住时机，贱买贵卖。当货物供过于求，别人大量抛售时，就大量买进；当货物供不应求，别人需要买进时，就大量抛出。粮食丰收时，就买进谷物，卖出丝漆；蚕丝上市后，就大量收购蚕丝，卖出粮食。他“趋时若勐兽挚鸟之发”，对各种市场信息极为重视，他出手果断，应变神速，能根据行情迅速决定是“卖出”还是“买进”。
白圭还将商人的智慧提到了新的高度，他说：“吾治生产，犹尹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意思是说，“我们做买卖，要像尹尹、吕尚一样富于谋略，像孙子、吴起用兵一样善于判断，像商鞅执法一样取信于人。”他还说：“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商业的大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中原地区和周边地区的繁荣与进步，加速了南方原始文化的解体和手工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商人们把南方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贩运到中原，其他的铜、锡和其他矿物也运至中原地区，共同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商人分野——相当复杂的社会群体
中国商人，可分为旧式商人、新式商人和现代商人。旧式商人，主营粮食、布匹、茶叶、蚕丝、禽盐、杂货、牲畜、中药材等；新式商人，对外售出中国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对内销售西方工业品；现代商人，活跃在中国市场的经济舞台上，成为了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另外，由于身份不同，中国的商人，又可分为儒商、官商和军商。
儒商，指具备一定的儒家文化和思想的商人。他们常把儒家思想引入商业活动，如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仁心为质等。儒士弃文经商，多因科场失意他们依然向往做官。他们中一些人有了一定的财富后，常设法由商人阶层跃入权贵阶层，兼儒兼商。
官商，有些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官员，有些是做官方生意的人。他们靠特权的庇佑经商，很容易发大财。这类商人常凭借雄厚的资本，运销茶叶、人参、盐铁等国家专卖商品。他们能享受官方的优惠政策，如拥有免税特权、政府低息贷款、经营垄断权等，其子弟也比一般人有更多的当官机会。不过，朝廷对官商的管理也异常严格，如朝廷规定运销地点，限定销卖时间，实行价格管制等，致使很多官商都由风光无限而衰落破产。
豪贵商族山西范氏
清朝时期，山西商人范毓宾曾输送大批军粮，供给西征准噶尔的清军，为清政府节约费用数百万两，其举动受到清政府的赞许和嘉奖。范毓宾被授为太仆寺卿，用二品服。范家的祖辈也因此被追赠为骠骑将军、资政大夫、夫人、宜人等。此后，“毓”字辈和“清”字辈的后人中获任官职的达十几人。范氏实际上已成为一门朱紫、炙手可热的豪贵商族。
军商，一类是经营军火生意的商人，另一类是军人从商，亦军亦商。军火是极其特殊的商品，一般人不得经营，凡经营军火生意的，都必须经过政府的特许，如明代的沉万三、清代的胡雪岩等。第二类军商，比如明代北部边塞的军人，通过参与和主持边塞地区的米粮收购，从中获取巨额的利润。朝廷费力运到边疆的金银，很大一部分都流入了在当地驻防的高级将领的腰包，成为了他们的私财。
另外，商人还可分为义商、奸商和平商。义商，往往品德高尚，以义获利，致富后又积极回馈社会，如扶助教育、捐办慈善公益事业、资助国家建设等。奸商，专以歪门邪道坑国害民以牟取暴利，他们短斤少两、以次充好、欺行霸市、玩“空手道”，不顾商业道德，破坏商业秩序，是害群之马。平商，商人中的大多数，他们没有义商的侠义豪爽，但也不会像奸商一样用歪门邪道坑害买家。
一句话，商人是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群体，我们固然可以根据一定的标准，从主观上对其进行各种分类和界定，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商人属于哪一类则往往难以界定。一般说来，一个商人，只要能做到遵纪守法，不投机倒把，不为富不仁，不坑害国家和人民，就能得到世人的尊重。
商界风云——着名商帮与商贾名流
商帮，旧时的商人组织，出现于唐宋，繁盛于明清。按地域分，商帮可分本帮和客帮，本地的商人组织为本帮；外地的商人组织为客帮，往往以乡土关系为纽带。另外，不同的商业行业有不同的行帮。商帮多设有会馆、公所等机构，以供商人联系、聚会、议事。
明清时期，商品数量增多，商人也更加活跃，出现了“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徽宦商，衡游蓟北”的繁荣景象。同时，商人的数量也大为增长，出现了不少有影响力的地域性商帮。其中，规模与影响力最大的，当数晋商和徽商了。
明清十大商帮
以山西晋中为中心的晋商；以歙县、婺源等徽州六县为中心的徽商；山东临清、济宁、聊城、烟台一带的鲁商；以宁波为中心的浙商；以龙游县为中心的龙游商：苏州西南吴县境内太湖中东、西洞庭山的洞庭商；江西由人口流动形成的江右商；以福建沿海为中心的闽商；以广州、佛山一带为中心的粤商；与晋商同时兴起的陕商。
晋商，雄踞商界数百年，其成功的秘诀在于：德义为先，团结一致；商人出资，伙计经营；投资田产，依靠官势；化商业资本为金融资本，组建票庄，专营汇兑；主营盐、丝、粮食、铁器、棉布等军需品，活动范围由黄河流域扩展到珠江流域。
徽商，称雄东南商界300多年，足迹遍布全国。从大省会到小城镇，再到穷乡僻壤、深山老林、沙洲海岛等，都有徽商的踪迹，故有“无徽不成镇”“钻天养庭遍地徽”之说。徽商主营盐、粮、布、茶、木，兼营典当业和文房四宝。他们在本地修缮宗庙，在外地建设会馆，以联络本帮商人，建立商业垄断。徽商资本雄厚，一般拥有资金达几十万两到几百万两不等，乾隆时经营盐业的徽商汪廷章更是“富至千万”。
商业自商代前后产生以来，在数千年的漫长历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富商巨贾，其中有一些人为人们千古传诵。
弦高献牛救国
战国时期，郑国商人弦高以贩牛为业。有一次，他正赶着牛去洛阳，半路上意外地碰到了正想偷袭郑国的秦军，便赶紧派人回国报信。之后，他自称是郑国的使臣，向秦军献上12头牛，并对其主将说：“郑国君主见贵军远来劳苦，特地派我来劳军。”秦军主将大吃一惊，以为郑国早有准备，很快便下令退军。弦高用自己的智慧保卫了国家和百姓，被传为佳话。
春秋末期的范蠡被誉为“商圣”，还被有些地方奉为财神。他在帮助越王勾践灭吴称霸之后，急流勇退，弃官经商。他在定陶“治产积居”，经营业绩斐然，“十九年中三至千金”。后来他把产业留给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范蠡指出，要加速资金周转，扩大利源；注意商品的性能，关心商品的质量；把握时机，灵活购销；及时预测商情，储备待乏；控制价格幅度，保护产销利益；精心选择经商地点，收集各方信息。
吕不韦本是战国时的一个大商人，家财万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可居”的“奇货”——在赵国为人质的秦国王孙“异人”。他本着“扶立一位君王，能获利无数”的想法，先后投资大笔的钱财，入秦说服秦国太子及夫人收异人为义子，连自己的美妾赵姬都赠给了异人。不到十年，他这笔旷古绝今的大生意就带来了惊人的收益——异人成了秦王，他被封为秦相，食邑十万户，家童万人，权倾朝野，富可敌国。
胡雪岩是晚清着名的“红顶商人”，他幼年家贫，经人推荐到杭州一家钱庄当学徒，得到了东主的赏识。后来，东主因无后，临终前将钱庄遗赠给胡雪岩。很快，胡雪岩靠着自己出色的经营能力，并依靠官方关系，开钱庄、开药铺、买卖军火，富贵无比。
历代的商界名流，虽然都赚取了巨额的财富，但由于长期以来官方都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他们的经商生涯大多都非常艰难，有时最终还是归于失败。
生财有道——旧时经商禁忌与原则
商业以营利为目的，生意人的一切行为旨在一个“财”字。只要一开市，就希望在钱财上有个好兆头。因此，凡是与求财相违的言语、行为都是禁忌。
商人认为，店铺的招幌、标记极为神圣，是“招财进宝”的象征。每天开市挂幌子，必须说“请幌子”，而忌讳说“挂”，生怕它挂不牢而坠地。如果有小伙计不慎将店幌失手掉在地上，马上就会被解雇。商店中的度量用具，如升、斗、大秤、戥子，以及账桌上用的算盘，都不能随意玩弄。尤其忌讳反放算盘，因为“只能往里算计，不能往外算计”。
从前，伙计在账桌、货柜、钱柜上坐卧，也是不允许的，说是怕压了柜上的财神。甚至连睡在待客的条凳上也属禁忌，说是会压了顾客，造成次日顾客减少。此外，扫地时最忌往店外洒扫。尤其是在过春节时，不准扫地，也不能往外倒脏水、垃圾，那是在“倒财”！也不可坐在店门或柜房的门槛上，以免拦堵了财神；还忌讳冲着店门方向和当日财神的方位小便；也不能在店门前打呵欠、伸懒腰，否则会冲撞财神，造成店铺财源不振。
商铺老板的迷信
旧时商铺老板相信，第一个进门的人能决定商铺一天生意的好坏。如果商铺一开门，就迎进一个进京赶考的举子，会被认为是大吉大利，商家常会免费为其服务。如果商铺一开门，就进来一个霜妇、毛女，会被认为是晦气。客人走后，商家一定要燃草纸熏烧一番，熏罢扔在店外，以求破解。
商人的经营原则，有和气生财、有买必谢、童叟无欺、讲究吉数等。
首先，经商之人要对顾客谦恭和气，服务周到，才能赢得主顾，生意兴隆，这是千百年来商人经商的经验之谈。
其次，无论能否成交，都应和颜悦色地对待顾客。一旦成交，不论买卖数额多少，顾客临走时，卖方都要向顾客表示感谢，不能有丝毫苟且。正如《清稗类钞》中说的“无论买卖者出钱购物之多寡，皆为我获利之源，衣食之本，故虽一钱之贸易，亦不可不谢也”。
再次，商品要统一划价，公平买卖，无论贤愚老幼，一视同仁，决不欺骗或欺辱。
最后，商人偏爱吉利数字，希望能借它平安、顺利、发财。经商出门，多选带“八”的日子，顺应“要得发，不离八”的吉言。此外双数和“六”也被视为吉祥的数字，俗语云“好事成双”“六六大顺”。在一些地方的农贸集市上，议牛、羊、猪、狗价格时，忌说整数，否则买回去的牲口也难养。“四”在很多地方被视为凶数，因为发音与“死”相近。
上述禁忌，大都是旧社会的迷信陋习，如今多已被扔进历史的故纸堆，不复存在了。
夹缝求生——招商引资与重农抑商
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朝代，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只有极少数时期，商业的政策环境较为宽松。尽管如此，商业还是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
上古时期，先王们大都鼓励发展商业。传说，神农氏曾亲自主持过市场交易，而黄帝时期则“市不预贾”，就是说不干预商品交换，这无疑为商业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
西周时期，商业出现了繁盛的局面。在鼓励经商的政策下，商人们的实力空前膨胀，甚至也敢于与国君分庭抗礼。如周厉王时的国人暴动，其中的国人就有不少是国都周围的商人。到了春秋时期，齐鲁、吴越等地以及郑国的商业都很兴盛。
最早的招商引资政策
周武王在灭商之后，为了重建都邑，遂下令说，商旅日能来三室的，其中一家的生活所需由国家提供。这算得上是最早的成文招商引资政策了。
不过，战国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却沉重打击了商业。农业被认为是富国强兵的源泉，而商业所带来的生活日用品的流通，会减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不过，统治者也需要实力雄厚的富商巨贾在经济上的支持，这给商业留下了一定的生存空间。
两汉时期，商业尽管受到了抑制，仍出现了一些较大的城市，如长安、洛阳、HD、临淄、寿春、合肥等。这些城市人口密度大，生活用品需求量大，商人专卖丝织品、漆器、金银制品、土特产品、皮革、木材、鱼盐等货物，异常繁忙。
隋唐实行开明的商业政策，并打击了欺行霸市的行为，规范了市场秩序。当时，城市商业更为兴旺，长安有东西市，洛阳有南市，甚至于中小县，如临淄、禹城、临安、奉化等也有市。官吏们在征收赋税的当口，低价收购，高价抛出，一夜之间就可以谋取暴利。
宋元时期，政府肆无忌惮地剥夺商人的利润，并对许多商品实行政府专营。不过，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却空前繁荣。商人们通过泉州、广州等大港口，把大批纺织品、陶瓷、茶叶等，运到越南、柬埔寨、印度，又把象牙、珍珠、香料、翡翠、玛瑙等物品大量运回国内。
明清时期，抑商政策发展到了顶峰。在明朝，商人若想经营某种商品，必须向政府申请应募，履行一定的义务，才能被获准经营。清朝在全国各地设置厘卡，对各种流通货物收取厘金，以此来盘剥商人。不过，明清的城市商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出现了许多着名的商帮。
小商铺——茶馆
清朝人好品茗，闲暇时最讲究“泡”茶馆。当时BJ有种江南茶馆，屋梁下悬有红铜的“搬壶”，贮有沸水，随时可以取用。这种茶馆以卖清茶为主，同时设有烤制糕点用的“红炉”，带卖红炉点心。有些茶馆为招揽生意，上午卖茶座，下午和晚上请艺人说书，或请京剧、八角鼓、十不闲票友在茶馆清唱聚会，或摆赛鸟儿、斗蛐蛐儿、象棋的“擂台”等。
纵观中国历代的商业政策，不难发现，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封建小农意识在统治者的头脑中是那么根深蒂固，这也是我国商品经济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10章药铺：许仙和白娘子看好的行当
中国有句古话叫“富人靠药房，穷人靠当铺”。在中国，大江南北、都市集镇，都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药铺。开药铺在中国又常常被看作是善举，有些药铺老板还被称为“善人”。在戏剧《白蛇传》中，白娘子和许仙也都是开药铺的，并以乐善好施为人所称道。
药铺由来——从医药分家开始
上古时代没有药铺，当时巫、医、药三者合一。巫医自己采药，自己为人治病，同时进行各种祈祷活动。周朝开始设立公办的药藏机构，专门管理药物。按古代的医制，设“医师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此处“府”即指保管药物一类的人员。
春秋战国时期的医生，除了自己采药外，也向采药人买药，药材的零售业得到了发展。有这样一则故事，秦朝人安期生，曾在山东海边肩挑药篮，腰悬葫芦，辛勤卖药，治好了不少病人。据说，秦始皇曾约见他，“与语三夜，赐金帛数万”。
汉代还出现了一些卖药能人，如草药大夫玄俗、壶翁、韩康等人。这些卖药人或“卖药于都市，为人治病甚效”；或“尝于市中卖蓟，口不二价，有病者购之；……无不应验”。
汉代医和药两种专业已有分工，规定“大医令一人六百石，掌诸医”“药丞，方丞各一人”“药丞主药，方丞主药方”。虽然在民间由于条件的限制，医和药还集于一身，但从医制上说，毕竟开始分家，在百官中已有了药丞、尚药监等官职。
唐代，随着人口的增多和医药事业的发达，社会上卖药的也多了起来。宋清在长安西市卖药，“朝官出入贬移，辄卖药迎送之。贫市清药，常多拆券，人有急难，舍财救之。岁计所人，利亦百倍。长安言：‘人有义声，卖药宋清。’”可见在长安卖药，既利民，也利己。
唐朝的医保工作
唐朝的医保工作做得很好，各地的佛教徒也在寺庙等处设有悲田坊，穷人生病时，可到坊中免费抓药。此外，官府也在全国各地设置了养病坊，为民间孤寡老人治病，也免费抓药。在悲田坊和养病坊中都有贮药库，备有比较齐全的药材。
正规的药铺出现于宋代。宋代的药事制度更趋完备，国家加强了药政方面的管理。宋制，殿中省六局，掌药房药剂、诊治之事，并置有尚药奉御。在政令上也曾明文规定禁止售卖毒药，还设立了专为皇帝用药的“御药院”。
北宋神宗年间，朝廷在京都汴梁成立了我国首个“官药局”，这是世界上最早开办的国家药店。它由政府经营，主要出售丸、丹等中成药，有些药还享有专利权。由于中成药具有服用方便、携带容易、易于保存等优点，受到了广大医生和病人的欢迎。
宋代官药局设有专门人员来监督成药的制作和出售，配有专人管理药材的收购和检验，保证药品的质量，剔除伪假药材。药局还设有专人从事药物的炮制、配方和研究工作，不断提高制药方法和技术，使宋代配制中成药的技术达到了较高水平。
宋代官药局中还有一种叫“惠民药局”，这是朝廷为贫穷百姓在生病时也能吃到药而设立的。全国当时共有70所惠民药局，官府派官制药，并负责监造、出售，售价只有一般民间药铺的三分之二，亏损的钱由政府调公帑贴补，每年要补贴缗钱数十万。
药局内部，夜间要轮流值班，遇到急病不立即卖药的要给予“杖一百”的处罚，对陈损旧药要及时毁弃等。不过，惠民药局里的官吏往往监守自盗，把贵重的药材偷出去卖，换上廉价的药材来充数，如用樟脑代替片脑，用台附替代川附；偶尔制造些好药，也被管药人瓜分。
药铺规模——大小不一利十倍
古代民间药铺的规模是由小到大，逐步发展的。在宋代之前，药铺行业还没有形成“行”与“市”，但到了宋代，药铺业已在商贸活动中形成了一支独立的力量。如汴京“马行（街）南北几址里，央道药肆，多国医巨富”。
北宋时，都城汴京的专业药铺有好几十家。其中，有卖口齿咽喉五官科类药的曹家独胜元，有丑婆婆药铺，有荆筐儿药铺、熟药惠民西局、盖防御药铺、孙典丞药铺、宋家生药铺、李生菜小儿药铺、仇防御药铺、下马刘家药铺等。大一点的市镇上，一般都有数家药铺。
宋代药铺的规模有大有小，大药铺甚至有七间门面，且高堂大屋，非常气派；小的只有一间门面，但也生意兴隆，如《清明上河图》里所描绘的赵太丞家药铺。
在宋代，五间门面算是中上规模的药铺了。宋人洪迈所着《夷坚志》中说，有一家大药铺名叫刘家药铺的，就是正面大屋七间的大药房。“翁不见井子刘家药肆乎？高门赫然，正面大屋七间。”
明代的药铺，规模更大。明嘉靖年间，BJ的西鹤年堂药铺就是家大药店，药堂有管理操作人员两三百人，店内按中药加工顺序配有配药酒司、研粉剂司、熬膏药司、吊蜡丸司等进行分工管理。对于秘方成药，则由店铺亲信甚至店董亲自动手，一般伙计不能问津。
《金瓶梅》中西门庆开的药铺属中等规模。从西门庆的居处来看，也有五间门面房子，西门庆的父亲在世时，这五间门面全是药铺门面，到西门庆时，有些已改作他用，如开当铺之类，但药铺毕竟是主业，门面还是最大的。
古典名着《金瓶梅》中，多处提到药铺。例如，书中这样交代西门庆的家世：“他父亲西门达，原走川广贩卖药材，就在清河县前开着一个大大的生药铺，现住着门面五间到底七进的房子，家中呼奴使婢，骡马成群，虽算不得十分富贵，却也是清河县中一个殷实的人家。”讲到蒋竹山开的药铺的外貌，“里面堆着许多生熟药材，朱红小柜，油漆牌匾，吊着幌子，甚是热闹”。书中也讲到了药铺里的一些器具：“妇人正钱置的货物都留下，把他原旧的药材、药碾、药筛、药箱之物，即时催他搬去。”
开一个药铺需要多少银子
《金瓶梅》中李瓶儿拿出300两银子资助蒋竹山开一间门面的生药铺。那么西门庆的药铺价值多少银子呢？西门庆死时，共有10万余两银子的总遗产，其中“生药铺”5000两。西门庆临死时留下遗嘱说，自己死后，其他的铺子都可卖掉，唯有生药铺和印子铺不要卖。
最初，药钱与医病钱一起计；医药分家后，卖药的自然讲究利润了。古往今来，卖药得利一直很大，所以有“药无十倍不卖”“药无十利不开包”“药无十分利，不如当柴烧”“除去拦道，就是卖药”的谚语。
一般穷人家是看不起病、买不起药的。农村庄稼人害病，大都不吃药，硬扛过去，或用些土方对付。药铺一般都在集镇上，乡下抓药，要跑几里甚至几十里路；有些人付不起现钱，要在收获时卖了粮食才能付药账，但很少有赖药账的。
扬州人说：“穷人养病捧大碗，富人养病把药罐。”旧时“上等之人，无病服药；中等之人，有病服药；下等之人，病死不药”。药铺中数补药最贵，草药最便宜。
清代京师药铺中有“卖灵宝如意丹者，定价不二，先与银，乃付丹。每以纹银之得量若干，易丹如其数，钱则每百易丹一钱。治病神效，故人争之”，药铺老板以此发家。
清末上海雷允上药店，以治喉疾的六神丸着名，行销海内外，根据海关贸易手册记录，该药铺仅六神丸一项，每年出门价值银数十万元。可见其利润之高。
各种药材之中，以人参为贵。“十金易一两，又苦杂赝真。投之汤剂中，日饮仅数分。”人参采之不易，成本较高。非达官贵人富豪，不能常吃参。在一般药物中，又有生药和熟药之分，它们的价格也不同，有些生药煮热，为防霉虫，其营养成分少了，价格也就便宜了。
明清以来几个着名的大药铺
明清以来，我国南北各地都出现了一些着名的药铺，它们或以规模取胜，如“红顶商人”胡雪岩创办的胡庆馀堂；或以特长知名，如浙江塘栖镇专卖痧丸的致和堂等。现略举南北数家药铺加以介绍。
杭州“日生堂”，创建于明天启年间。余姚人朱养性以医游杭，他尤擅长于外科药，其所配的膏药特别灵验，其中以铜绿膏、鸡眼膏最为着名，其药铺设于杭州的大井巷。他的子孙也继承祖业，虽然其中也有在外做官、经商者，但晚年都回到大井巷日生堂，聚族而居，约有300多年。太平天国时期，药铺因战争被毁，后又恢复，该族人仍旧居住在那里。铺内的营业之事，则由各房轮流经营，药堂依旧兴盛。
清代BJ城中有上百家中药铺，如以祖传秘方取胜的回春堂等；也有专校医生处方配药的，如万春堂；还有一种以丸散膏丹为主，兼配饮片的药铺，以西鹤年堂和同仁堂最为有名。
同仁堂老板姓乐，祖籍浙江宁波人，远祖是位摇串铃的江湖郎中。到了乐梧岗手里，因乡试不中，绝了做官的念头，在前门外大栅栏处开了个同仁堂中药店，三间门面，经营则由家族各房轮流管理。同仁堂丸散膏丹名扬北方，据说康熙皇帝有次得病还是服了同仁堂的药才好的。
大药铺的优势
大药铺内一般有坐堂医，或者掌柜的略通医道，可以为病人适当诊治。大药铺选择药料精益求精，专门由铺内经验老到的人去各地采购药材。大药铺一般有自己的制药场，由专人制作，如同仁堂制药厂有二三百人，有些秘方，配制时还严加保密。大药铺要求很严，新人进去，须待上好几年，跟老伙计学习背药名、包装药材等基本功。如用纸包装药材，须有角有棱，方方正正，想要包好还真得下一番工夫才行！
上海的第一家大药铺，是开设于清康熙年间的姜衍泽中药店。该店所制的药膏风行一时，被人珍为奇货。乾隆年间，店主又在南市小东门刨设大型药铺“竺涵春”。后来，该药铺被商人童善长买下，改名为“童涵春堂”，取永保青春之意。药铺管理有序，所配制的药膏疗效甚好，而且药铺中又有坐堂医，一般小毛病可当场诊断，当场配药，非常方便，业务蒸蒸日上。多年后，“童涵春堂”店面扩大到14间，设有配方部、成药部和参茸部、西药部，并在西药部设有中医门诊，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成为国内最大的中药店之一。1987年，童涵春堂在美国纽约开设了合资经营的中药分店。
浦东人顾松泉开设的中西大药房，是上海第一家华商西药房，店址设在今福州路一带，主要经营进口西药业务。因当时社会乃以中药为主，故西药销售不多。店内自设制造部，自制梅花参片戒烟药品，适值厉禁鸦片，十分畅销。
大药铺的生意历来都是不错的，一年四季总有生意，无所谓澹季旺季。就是不景气的年月，也没有药铺关门倒闭的，除非遇到兵灾。中药铺所需的原材料都是用上百斤重的大秤买进，再用小戥子论钱算分卖出，相当赚钱！有些医生跟大药铺有利益关系，便总是指定病人到特定的药铺去抓药，为防止病人另挑他店，常特地开上一些只有他指定的药铺才有的奇怪药引。
现在有些医生，也会通过只写代号不写药名的开方方式，迫使病人只能在医院里买高价药，而不能去较为便宜的药店买药。不过，新的医药改革要求医药分家，或许能解决这一问题。
第11章当铺：风平浪静的产权转移
当铺是以物作抵押品，按物的实际价值打折扣借钱，并约期赎回的店铺。当铺还有典铺、解铺、解库、质库、长生库、就柜、抵当所、流泉榜等不同的称呼。
典当行——要想富，开当铺
典当，是以一定的财产为担保，向有关金融机构进行借贷的商业活动，而当铺就是经营典当业务的店铺的通称。
典当活动，中国古已有之。春秋时期，诸侯常以子嗣做抵押，待一段时间过后或事情完了以后再赎回来。汉代，典当活动在民间已很普遍，当时大才子司马相如曾把自己身上穿的袍子拿到集市上去赊酒，有了钱后再去把它赎回来。
唐宋时，商人办的当铺和官吏办的当铺都已出现，人们常用“典”“质”二词来描述各种典当活动。韩愈曾说，一到灾荒年，典当业便大盛，“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愤负，遂相典贴，渐以成风”。
唐代有不少官办当铺，利用手中的职权与民争利，影响极坏。唐朝曾下令禁止“官当”，禁令说：“如闻进列衣冠，或代承化胃，或职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今日以后，并禁断，仍委御史台察访闻奏。”
宋代的当铺更盛，佛教寺院做当押生意的叫“寺库”，商人开的叫“质库”“就柜”“柜坊”；官办的叫“抵当所”。《宋史》说：“从都提举贾青请。于新口城外置四抵当，遗官掌之，……抵当以便民。”官办当铺的盛行可以抑制商人所开当铺的暴利，也可增加政府国库收入，所以久兴不衰。
清朝的当铺，一般持有官发的“当帖”，每年按期纳税。那时的当铺带有半官半民的性质，铺中的伙计个个神气十足，不像其他行业的伙计那样满面和气。
我国最早开当铺的是和尚
现代意义上的当铺，出现在南朝。南朝崇佛，那时候每个寺庙都拥有很多的财产，僧尼们食肉饮酒，生活奢侈豪华。佛寺所设立的“寺院质库”是向民间开放的、以赢利为目的的当铺。寺院之所以开当铺，是因为钱多；同时，他们可以不必冒风险，坐享其成；而借钱给人又是“善举”，所以“寺库”就一点点发展起来。那时有个人叫甄彬，因缺钱用，曾拿一束苎给长沙寺库房质钱，以后有钱就赎� ��了苎，但苎中夹有黄金5两，于是便问寺库是否有人搞错了。寺库一查，才知另有人拿黄金来质钱，管库和尚误置苎中。从这里可以看到，小自束苎，大至黄金贵物，都可质钱，可见其经营范围之广。
当铺中对内部人的称呼，也与其他行业不同。经理人称“当家的”，此外还有“头柜”“二柜”“包袱褡”“管库的”等。当铺内收当用银两计算，而且“拐零抹底”，原物能当一元的，只定五六钱。押当者因急于用款，往往只得任其宰割。
典当行业的营业时间以秋冬两季为最佳，有“春添本，秋回利”之说。这是因为春夏两季当皮棉衣服的人多，当本就高；秋冬时多典当单衣、夹衣，当本就少。老BJ俗谚有“皮顶棉，倒找钱；棉顶夹，倒找嘎，夹顶单，倒拐弯；单顶棉，须加钱；棉顶皮，干着急”。
清末民初时，BJ有估衣行，天桥一带有估衣铺，各庙会有估衣摊。估衣，指的是七八成新的旧衣服，有绫罗绸缎的，也有粗细棉布的。估衣行的经营方式很特殊，通常以吆喝做宣传。伙计们每天把所有的货物一件一件地折腾一遍，每拿起一件，都要吆喝出价码来：“里面三新的大夹袄，就五吊八！”于是招来无数围观的行人，有时交通都为之堵塞。
当时的老BJ人差不多都知道他们的买卖是漫天要价，所以没什么人会光顾。他们的销货对象主要是四乡八镇的乡下人，乡下人都穿不起新衣，买件八成新的估衣穿上就不错了。
典当业兴盛，有两个背景。一是灾荒年，百姓收获少，而靠典当业救急，赖以度过荒年恶月；二是举债活动促进典当业的发展，在商业社会的各种活动中，债务频繁，遂造成典当活动。当然，债务不仅仅是商业活动，穷人因没钱吃饭而借钱买米或买稻种等也是借债。
当铺规矩——高利息低放款
古代的商办“质库”较多，以典当贵重的珍宝金银或房屋田地为主，也兼当一般的物品。《梦粱录》中说，杭州城内外质库“不下数十处，收解以千万计”。
“典”“当”有别
典，即持贷，典铺的规模较大，顾客只要是有价值的东西，都可来典铺质钱。当押的对象偏于小额的借贷，期限也比较短，一般仅几个月，但利息较高，多为三分九扣。当铺与典铺稍有区别，当铺的交易额不如典铺大，当铺可以拒当，典铺则不能。
明代当铺还有“解库””解铺”之称。古人称作“小押典”“小押当”或“押当铺”的，都是属于规模较小而利重的当铺。在乡镇之中，还有一种称为“代当”的，即顾客将物品典当之后，利用所得之款作资本，押得物品，再转押于典当者。
典卖也是典当的形式，又称活卖，即将物品出卖给当铺时，约定期限，到期时按价赎回。和“活卖”相对的就是“绝卖”，过了时间而没有钱取回物品，此物就归当铺。
旧时当铺所受当之物约有三种，一为田地，二为房产，三为物品，包括珍宝字画、日常用品等。
一些自耕农迫切需要钱，就会典地，一般典价极低，到期如无力回赎，这块地就成绝卖。出典人此时可以向当铺索取找价，但这个找价为数很小。承典人在交付农民典价后，在典当期间，即获得该地的使用及收益权，并可转典。一些地主和当铺以此不断来兼并土地。
房产也常成为典当的对象。在典当不动产时，有抵当权和质权的分别。一个顾客向当铺借一大笔钱用，以房子作为抵当品，为将来偿还做保证，称抵当权。若将来还不出钱，则房屋归当铺所有。抵当权与质权不同，质权必占有借钱人的物品，抵当权却不能占有。
典当铺在受押物品成交后，付以收据，称为“当票”，上面载明所当物品及抵押价款，交押款人收执。当标的双方交易的“契约”，最初称“质钱帖子”，帖上写明押当物品的名称、质量、所当几何、利息的多少，当然还要写明赎当日期。
当铺的利一般很高。《金史》载：“闻民开质典，利息重者至五七分。”简直是吃人的高利贷！清代的利息也很高，湖州郡典息向例，十两以上者，每月一分五厘起息；一两以上者，每月二分起息，一两以下每月三分起息，穷人衣饰有限，每一次典当不及一两者较多，利息就高；隔一二年后，本利最高可超过原物的典当值，常有人不能取回。
控告当铺盘剥
清代百姓非常不满当铺的高利息，当时有个人叫童同泰，向官府起诉，控告当铺的盘剥行为，官司打了13年，自己反而被关进牢房；后遇巡抚金公轸重新审讯，并规定当铺只能以一分五厘起息，一时得百姓欢呼，有人感叹“十年来贫民阴受其福，所省典息，何止累万”！
当铺收取利息极高，但放款额却极低，一般在抵押品价值的五成以下，并极力贬低所当的物品，压价凶狠，遭到百姓普遍憎恨。宋代大诗人陆游，揭露当铺盘剥百姓说：“今僧寺辄作为质钱取利，谓之长生库，极为鄙恶。”
《金瓶梅》中写西门庆开当铺，掠民财，真是生动形象：一日，西门庆正与应伯爵下棋，玳安儿来报：白皇亲家有一座大螺钿大理石屏风、两架铜锣铜鼓连铛儿，要当三十两银子，当还是不当？应伯爵看到物件后，估计一个铜鼓就值五十两，西门庆便让人兑了三十两给白皇亲家。不一会儿，谢子纯来拜访。西门庆请他估估这座屏风值多少。谢子纯近前观看了半日，夸奖不已，说道：“哥，你这屏风买得巧，也得一百两银子与他，少了他不肯。”当他听说总共才花了三十两时，拍手叫道：“我的南无耶！哪里寻本儿利儿，休说屏风，三十两银子还搅给不起这两架铜锣铜鼓来！”
西门庆是清河县的一个无赖，他开的当铺，小至衣物大至珍宝都当，管当铺的是他女婿陈经济。西门庆放利高而压价低，连没落的皇亲家都敢欺负，更不用说平民百姓了。
种种黑幕——骗人与被欺骗
俗话说：“要想富，开当铺。”在古代，开当铺一本万利，但名声很不好。有些当铺常常是乘人之危，剥削穷人。穷人的衣物再好，掌柜也只当给你一点儿钱；有时明明是好货，却说是坏货、差货，大杀价钱。穷人最怕进当铺，可是进当铺的十之八九是穷人。
强盗、小偷作桉以后，也常将赃物送往当铺。当铺知其物来路不明，极力压价，贼人急于脱手，况是偷抢来的，也不太计较。不过，一旦事发，赃物就要充公，当铺则损失惨重。
在典当行，准备拿去典当的东西叫作“当头”，而当头和借款的凭证就是当票。当票是用专用的皮纸制成，上面印着模湖的蓝色字迹。当铺都用一种专门的草字填写当票，一般人很难辨认。凡是初入当铺的学徒，首先要练习写好这种怪字。他们还常写字仅写半个，以便日后做手脚，如衫为“彡”，袄为“夭”，棉为“帛”，皮袍为“毛天”。
对所当的物品，为压低价格，当铺伙计往往故意降低原物的成色。如新衣必写“油旧破孔”或“油旧破补”；皮衣必写为“光板无毛”“缺襟短袖”；呢绒衣服必写为“呢布大袄”；无论金银手表，必写为“铜马表”；玉器必写为“假石”，硬木梨檀必写为“柴木”。
看谁高明
当铺骗人，当然也有人骗当铺。据说，湘潭某当铺曾接受了某人所当的金镯，伙计看后，见该镯重四两，而包纸上只写三两六钱，便谋算在他赎当时可私吞四钱。付银以后，有人来告，刚才来当铺的人惯造伪金器，如要去寻找此人，请付五十金。伙计与当铺老板只好忍痛付给报讯人五十金。报讯人把造伪器的人带到当铺，谁知那人反诬当铺，说当铺偷换了他的金镯子，要去告官。结果当铺被他吓住了，只得贿赂给他银子，才息事宁人。
另外，当铺里通用一种行话，一般人都听不懂。“如数字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彼等即呼为‘摇按瘦扫尾料敲奔角杓’；如一市钱，则称‘摇得斋’；又如称呼人为‘饶’，姑娘称‘官妞儿’，老太太称‘勒特特’，东西称‘端修’，什么东西为‘杨木端修’。如有老妇当物，经甲伙计看过，言定写洋一元，老妇要求多写，如此交易不成而去。假若老妇换他的儿子或别的人来当，此时原物上已被甲作有暗记。甲伙计见该人来时，则以行话告诉另一伙计：‘照个勒特特的端修摇款斋。’乙伙计即已领悟，于是只写六钱，最多仍是一元，决难再加分文。”
当铺赚钱多，一些人难免要打它的主意。据说，曾有一伙人冒充官兵，到当铺查赃物，并且当场抓住了由两个同伙装扮的强盗，在当铺里公开审讯，吸引全铺的人一起来观看。看到一半时，忽然把当铺的伙计反缚，把铺里的东西全部搬走，押着两个假强盗，大大方方地走了。围观的人还以为是官府抓盗贼呢。
第12章优伶：予人欢笑，自饮苦酒
优伶，统指以歌、舞、乐等为业的艺人。在古代，优伶用他们婉转的歌喉、优美的身姿和戏谑的表演滋润着人们的心田，营造出歌舞升平的社会氛围。人们都依恋他们、亲昵他们，但同时又侮辱他们、作践他们，艺术的尊荣与艺术家的低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
巫觋事神——优伶的产生与发展
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出现，诞生了专门的神职人员，负责部落的祭祀、占卜、祝祷、驱疫等。这些人被称为“巫觋”，而巫觋事神的一个重要手段便是“歌舞”。因此，人们常将“巫”视为优伶艺人的远祖。
优伶产生和发展的历程，其实就是中国古代戏曲产生和发展的历程。它从先秦优伶的滑稽戏脱胎而来，经过汉魏六朝的故事剧、唐代的参军戏、宋代的南戏、元代的杂剧、明清的传奇等发展阶段，逐渐走向成熟。
中国最早的职业演员，大约产生于西周末年，那时称其为“优”。这些“优”是奴隶主贵族的家养奴隶，善歌舞。优主要在贵族们饮宴时歌舞助兴，有时模彷一些人的言谈举止，以博得众人开怀一笑。最早的优伶，是春秋时楚国的优孟和晋国的优施，以及战国时的优莫。早期的优伶乐舞机构在商代出现，当时称为“瞽宗”。在那里专职乐舞人员实施乐舞管理、传授乐舞。
汉朝经济繁荣、文化鼎盛，艺术表演活动也十分热闹，可谓百戏杂陈。“百戏”指所有能够诉诸人的感官，引起人们审美快感的技艺，包括音乐、歌唱、舞蹈、武术、杂技、幻术、滑稽表演等。当时，大批民间艺人被征入宫中，一些贵族也开始在家中蓄养精于百戏的优伶，以供娱乐。优伶表演的内容也突破纯歌舞的性质，融入了较强的故事性。
唐代的优伶歌舞表演中，有一种滑稽戏——参军戏。唐代善于演“参军戏”的名角不少，黄幡绰、李仙鹤二人还曾因善演参军戏而得到过皇帝的宠爱。
“参军戏”的由来
传说，后赵的参军周延，因在任期间盗窃宫中的黄绢被绳抓。赵高祖特令优伶们在宴会上表演此事，以儆效尤。饰演周延的演员一身黄绢衣，另外一个优伶问：“为何混迹于吾辈中？”“周延”就指着身上的绢衣说：“我本参军，只因这……只好来此了。”演到这里，君臣哄笑一堂。久而久之，人们就将这种戏称为“参军戏”。
北宋时，温州一带出现“南戏”。初期的南戏剧情较为简单，只需要三四个演员，多用小曲演唱。当它被城镇居民接受之后获得了一些发展，结构也复杂起来。长戏可达五十多出，短的也不下二三十出。其曲调以南曲为主，有时也吸收某些北曲腔调。南戏的角色主要是生、旦、净、末、丑、外、贴七种，演唱的形式很灵活，既有独唱、接唱，又有合唱。
杂剧是元代北方地区的一种短剧，兼有歌舞、对白且能表演故事。每本四折，表演一个完整的故事。如果故事情节过于复杂，就再加上一个小小的“楔子”。在这四折戏中，优伶们要用不同的宫调演唱，男主角叫正末，女的称正旦，配角有外末、冲末、外旦、净、搽旦等。
明清传奇是长篇戏曲，情节往往奇特怪异、曲折动人，多取材于唐传奇，在南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传奇在演出时，也要分很多出，每出还要加上出目，有的时候还采用南北曲合套的形式。此外，清代还出现了上百种地方戏，以昆曲、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乱弹腔、秦腔、楚腔、三黄腔、柳子腔、弦索腔等较为有名，各种地方唱腔互相争鸣，百花齐放。
戏中角色分工
在一部戏中，男主角通常为正末，女主角则为正旦；副末开场为领班，外旦、搽旦等为女配角。发展到后来，戏中的角色越来越多，大致分为九类，分别为生、旦、净、末、丑、贴、副、外、杂。戏曲中生、旦、净、末、丑等各种角色，各有千秋。虽然它们之间最终要分出高低主次，但若想演好一出戏，必须有各个角色的密切配合，通力协作才可以。否则，极有可能被观众赶下舞台。
回顾我国戏曲产生、发展的历史，也就等于回顾了优伶走过的历程。优伶——后来称戏曲演员——从最初专供统治阶级玩乐的工具，逐渐下移，成为下层民众娱乐身心的艺术表演者，体现了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进步性。
严师高徒——十年如一日勤学艺
优伶学艺的戏班有大有小，其日常管理的内容也因师父的不同而各异，但他们有一个母庸置疑的共同之处，那就是极为残酷、苛求。人们在舞台上看到的精湛表演，无不是通过这种残酷的管理、训练换来的。
幼童进科班学艺，须由家长立下“关书”，并由保人签名画押。进入科班学习，称为“作科”。作科期间，班主和教师根据学员们的形貌、嗓音等条件，来确定他们是学习生、旦，还是净、末、丑；学文，还是学武。学习的科目有喊嗓、吊嗓、翻跌、武打、歌唱、拉身段等，有时也集中排练一个剧目。
戏中角色名称的由来
有种说法，认为生、旦、净、末、丑等角色名称是剧中人物身份的简化。“生”就是生员的简称；“旦”指的是小姐，“姐”字去掉“女”旁剩下一个“且”字，把“且”字的下部断开，就是“旦”字；“净”的含义更简明，登台之前要上彩涂面，上彩之前当然要先洗净脸、刮净胡须了；“末”角就是指末将；“副”角指的就是副帅。
练嗓子是科班孩子的“必修技”。无论冬夏，在每天太阳未出之时，戏童便来到空旷的地方，或是树林边，或是草地上，尽情发声，气出丹田冲喉直呼。之所以要气出丹田，是因为丹田之音悠远、深长、嘹亮，不似喉头发声短促、艰涩。这样苦练数年，才会使自己的声音浑圆、嘹亮、富有节奏感，登台之后才能一鸣惊人。
除练唱功之外，他们还要练武功。武功又分为翻跟头、蹲马步、倒立等名目。翻跟头又有虎跳、吊毛、抢背之说。据说虎跳是指两手先后着地再侧着身子翻；吊毛则是腾空翻，翻过以后嵴背着地；抢背是手和头都不着地，翻过去后肩膀着地。这些都要练到家才行。
戏班的训练一般从早晨持续到晚上掌灯时分，中间扣除短暂的午饭时间，休息是不可能的。除非有的孩子坚持不下来虚脱了，师父们同意让他暂时喝一点红糖水，休息一会儿。即便如此，耽误的这点时间后面也要抽时间补上。
不可小看的“丑角”
别看那些小丑们在舞台上蹿蹦跳跃，其实丑角是一个极显功力的角色，不是一般人能演得了的。他们无论谈笑、起坐都不受到格律的约束，表演非常自如，但非常讲求台步技术。历史上，优孟、东方朔、唐玄宗、清高宗等名人，都曾客串过丑角。
如此艰苦的练习是不间断的，要“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既没有星期天，也没有节假日。着名评剧演员新凤霞回忆早年学艺的情景时，曾动容地说：“寒风凛冽的冬天，姐姐说：‘脱下棉袄来！’我就赶紧脱下棉袄，姐姐推开房门，向院子里泼了一盆水，立即结成冰。姐姐说：‘小凤快跑圆场。’我穿着单衣，勐地出了屋在冰面上跑圆场，跑得满身发热，手指冻得紫红，姐姐不叫停不敢进屋。夏天三伏天，姐姐要看我的功，让我在院里练，在太阳底下还要加上两件衣裳。”从这位艺术家的辛酸经历，不难看出戏班管理的严格和训练的艰苦。
学员毕业，叫“出科”。出科时，学员要焚香谢师，领回“关书”。如若照旧在该班演唱，老板即按其技艺水平的高下，为他“开戏份”，规定拆账的比例数，少者铜元数十枚，多者两百余枚。倘不愿留在本社的，则准许其自由投奔别的戏班或独立谋生。
“科班”真相
科班出身，现在指受过正规教育或专业训练的人。其实，“科班”原本是旧时培训戏曲艺人的“学校”，大都是由艺术造诣较高、声望素着的伶人自动发起创办的。幼童进科班学艺的期限一般为7~10年。进入科班学习，称为“作科”；从科班学成毕业，叫“出科”。
学员必须严格遵守班训班规，不得违犯。如富连成班的班训为“自古人生于世，须有一技之能，我辈既务斯业，便当专心用功。以后名扬四海，根据全在年轻”。这个科班还规定了“四要”和“四戒”。四要，一要养身体，二要遵教训，三要学技艺，四要保名誉；四戒，一戒抛弃光阴，二戒贪图小利，三戒烟酒赌博，四戒乱交朋友。
可以说，科班对学员的严格管束和训练有些野蛮，学员练功时稍有疏忽或品行举止上稍不检点，就会遭到责罚和打骂。不过，我们认为，“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要提倡的是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的学艺精神。
梨园瓦肆——学艺与演出的地方
唐宋以前戏班演出时一般都在宫廷或者贵族的家中，而没有专门的戏馆。唐宋以来随着戏曲这种艺术形式向民间发展，于是出现了戏场、乐棚、勾栏、瓦肆等专门的戏馆。
唐朝的“梨园”，其功能主要是训练、调教器乐演奏、歌舞表演人员。在梨园中的受训人员称为梨园子弟，他们演奏技艺很高，有时还能得到唐玄宗的亲自指点，人称“皇帝梨园子弟”。梨园行在唐代的全面兴起，使得这一时期的歌舞艺人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技艺水平也相当高。李龟年、许合子的歌唱，裴兴奴、贺怀智的琵琶，张野狐的箜篌等，都为时人所称道。
“梨园行”的由来
今天人们把戏曲界称为“梨园行”。实际上，梨园先前只不过是唐朝皇家禁苑中的一个果木园。园中设有离宫别殿、酒亭球场等，供帝后、皇戚、贵臣宴饮游乐。后经唐玄宗的大力倡导，梨园成为专供优伶艺人演习歌舞戏曲的场所。后人逐渐把这一行称为梨园行。
唐代还创设“教坊”，管理官方优伶。“教坊”有内、外之分，内教坊在宫廷，外教坊分布在长安和洛阳，均由宫廷直接管辖。教坊与梨园的性质相近，但所从事的表演门类要比梨园宽泛得多，除了音乐之外，更以当时流行的各民族歌舞戏为主体，艺人以女性居多。教坊是中国古代延续最久的官方优伶机构。
唐代民间的戏场、歌场、乐棚等演出场所虽然比较固定，但就其设施的配置等方面而言还只能算是戏馆的雏形，而宋代的勾栏、瓦肆则可以称为成熟的戏馆。
宋代时，在一些商业繁荣的大城市，出现了许多商品交易集市——瓦市。瓦市里面有许多用栏杆围起来的，专供民间艺人演出的场所——勾栏。北宋都城汴京的几个瓦市里，就有勾栏50多座，有的能容纳观众数千人，那里“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
勾栏是宋代的民间游乐场，其中的演出项目令人眼花缭乱：杂剧、杂技、讲史、说书、傀儡戏、影戏、鼓子词、诸宫调、舞旋、舞剑、嘌唱、唱赚、武术，林林总总，热闹非凡。瓦市融合了民间的各路艺术，也集中了城市中的各色人等，使伶人的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船上戏苑
古代的戏馆中最富有特色的当属苏州的船上戏苑。优伶们在船头上演戏，船中作为戏房，容纳看戏的观众，船尾有时还备有一些酒菜。如果戏演得不好，岸上的人就会朝船上抛掷石块，优伶们必须停戏；反之，如果戏演得太好，船舱中的观众越聚越多，优伶们害怕船沉，又得罢演。
宋代的官方优伶包括宫廷和官府两种，宫廷的优伶隶属于教坊和禁军，他们的职责是从事宫廷仪式、祭祀活动、皇帝出行时的仪仗和宫中的娱乐。而官府优伶称为“衙前乐”，是中央或地方官府用来娱乐和享乐的工具。
勾栏、瓦肆等固定的戏馆自唐宋出现以来，大大地方便了底层民众看戏和娱乐，也给了艺人们展示才艺、锻炼队伍的机会，为我国古代曲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其自身也在不断地发展，最终演变为现代剧院。
历代名伶——智慧、技艺、无奈
在我国表演艺术的几千年的历史上，出现了很多流传千古的优伶。他们不仅有着炉火纯青的表演艺术，在他们身上还有着众多神奇优美的传说和故事。
战国时的名伶优莫，其机智的劝谏功夫，不亚于朝廷大臣和专职谏官。据说，赵国君主赵襄子嗜酒成性，经常连饮五昼夜，还自鸣得意地说：“寡人的身体是多么强健啊，连饮五昼夜还能安然无恙。”这时优莫乘机进言：“大王还需努力呀，我听说商纣能连饮七昼夜呢。”赵襄子反问道：“你是说我也将会像商纣一样亡国灭家吗？”优莫赶忙笑着说：“大王多虑了，桀纣的灭亡是由于当时出现了汤武这样的明君，而现在各国的君主都像桀纣一样，您又有什么忧愁呢？”赵襄子这才醒悟过来，终于有所收敛。
汉武帝时的音乐家李延年，“性知音，善歌舞”，被任命为乐府的官员。李延年非常善于歌唱，“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他还长于音乐创作，作曲的水平很高，技法新颖高超，思维活跃。他曾为司马相如等文人所写的诗词配曲，又善于将旧曲翻新，他利用张骞从西域带回的《摩诃兜勒》编为28首“鼓吹新声”，用作乐府仪仗。
据说，汉成帝的宠妃赵飞燕也是优伶出身，她凭借着自己的花容月貌和美妙绝伦的舞技独得成帝的宠爱。她聪明伶俐，轻盈如燕，有着非凡的舞蹈天分。当时宫中有一湾清水，叫做“太液池”，中间有一个小岛，叫瀛洲。汉成帝命人在上面筑起一个高几十尺的台子。赵飞燕身穿薄纱衣在上面跳舞，下有乐队伴奏。忽然一阵大风袭飞燕薄薄的衣袖随风飘舞，好像要随风而去一般，汉成帝忙命人捉住赵飞燕的衣裙。
做掌上舞
相传赵飞燕的舞蹈功力非常好，而且身轻如燕，可以做掌上舞。汉成帝特别为她打造了一个水晶盘子，让侍从用手托着，赵飞燕在上面献舞，如履平地。
唐代有名伶黄幡绰，虽然他技艺高超，却屡屡遭到唐玄宗的戏弄。有一次，玄宗在荷花池边饮宴，忽然命左右将黄幡绰投入池中，还让他钻入水底。他不敢不从，在水底憋了好一会儿，才浮出水面，然后对着玄宗说的头一句话就是：“方才臣在水中见到屈原，他笑臣遇到明君为何还要来此。”玄宗皇帝听罢哈哈大笑，令人扶起黄幡绰。
清代的名伶杨法龄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脱离伶界，回到家乡，再也不教授弟子。周围的许多人都替他感到惋惜，认为他身怀绝艺不能传于后世太可惜了。他自己却涕泪齐下地说：“吾备尝种种苦趣，受到许多的压抑和痛苦，幸得脱离了伶界。彼呱呱小儿女何辜，怎忍心再把他们推入火坑呢？”一席话道出了千百年来伶人内心的苦痛，闻之者无不动容。
近现代以后，伶人的身份与地位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演艺圈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明星，如夏佩珍、阮玲玉、王莹、周璇，以及“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等。都获得了相当高的知名度，不但得到了人们的尊重，而且被许多人追捧。
悲喜人生——观赏、奴役、欺凌
在古人心中，优伶这个职业并不光彩。伶人们一直处于被奴役、被观赏、被欺凌的地位。人们在观赏伶人们精彩表演的同时，常对伶人投以鄙视的目光。古代伶人一边用自己精湛的技艺给别人带来欢乐，一边却在无人的角落暗自吞下苦涩的泪水。
优伶的社会地位从来就是卑微的，职业本身很难带给他们欢乐。于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想尽办法“献媚邀宠”，以求得到荣华富贵。优伶邀宠，无非靠艺，或靠色，或艺、色兼用。他们察言观色，使出浑身解数，下足媚功，投帝王或权贵所好，以求改变命运。
五代十国时期，一些优伶受到了空前的优待。大臣上了好的奏章，天子仅仅褒奖几匹布帛。可当时的宫廷优伶，在舞台上从嘴里迸出一句好台词、一个好笑话，当场便能得到成捆的丝绸、锦袍、银带等奖赏，价值上万钱。得到奖励的优伶，常常过着十分富裕的生活。
中国古代的法律，也对优伶设定了重重不平等的限制，一些相关的规定，不仅细密，而且极为严苛。如明初法律不仅限制优伶演出，民众自娱也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明太祖曾在街中设一高楼，令军卒在楼上观望，闻有吹管作乐者，即抓来倒悬于楼上。清代也严格限制优伶的演出活动，对夜戏更是采取禁绝措施。
戏中角色与名称的幽默矛盾
如“生”，从字面上看应该是青年才俊，而舞台上出现的却多为留着大胡须，行动迟缓的老人；而“净”角身上的衣服许多时候大污不洁，根本谈不上净；有时同一角色又分众多的派别，如旦，就有青衣旦、顽笑旦、刀马旦、粉旦等。
所以说，优伶们的安乐富贵，是偶然的、个别的。从总体上看来，他们的境遇极其凄惨。科举考试在古代往往是下层民众摆脱现状、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可是这条青云之路却从来不对伶人开放。伶人不得参加科考，这是元明清三代的通例，甚至连社学也不得进入。如元代的法令就明确规定：“倡优之家，及患废疾，若犯十恶、奸盗之人，不许应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