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主要记载了司马家相关的事情，对于三国中后期的历史有着很大的参考价值，我个人在《汉末三国志》的后文里大量参考了该书的记载内容，然而后期却对作为二十四史之一的《晋书》非常的失望，虽然这本书是由房玄龄等名臣编辑的，但在参考的很多篇章中，内容上却具有明显立场偏向，有些地方甚至不惜篡改一手材料，没有相应的下限和节操，远不如早先的《后汉书》以及后来的《资治通鉴》严谨。 ．更新最快
这里大量对比一下相关一手材料和《晋书》中记载的直接区别。
首先是《晋书宣帝纪》和其他一手材料之间的对比。第一处在诸葛亮北伐第一次对抗司马懿时。
《晋书》中记载是：张劝帝分军往雍、为后镇，帝曰：“料前军独能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遂进军麋。亮闻大军且至，乃自帅众将芟上之麦。诸将皆惧，帝曰：“亮虑多决少，必安营自固，然后芟麦。吾得二日兼行足矣。”于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尘而遁。帝曰：“吾倍道疲劳，此晓兵者之所贪也。亮不敢据渭水，此易与耳。”进次汉阳，与亮相遇，帝列阵以待之。使将牛金轻骑饵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卤城，据南北二山，断水为重围。帝攻拔其围，亮宵遁。追击，破之，俘斩万计。
而《汉晋春秋》里面记载是：欲分兵驻雍、，宣王曰：“料前军能独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遂进。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上。郭淮、费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麦，与宣王遇于上之东，敛兵依险，军不得交，亮引而还。宣王寻亮至于卤城。张曰：“彼远来逆我，请战不得，谓我利在不战，欲以长计制之也。且祁山知大军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为奇兵，示出其后，不宜进前而不敢，坐失民望也。今亮县军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从，故寻亮。既至，又登山掘营，不肯战。贾栩、魏平数请战，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诸将咸请战。五月辛巳，乃使张攻无当监何平於南围，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
《晋书》中有关于张第一次劝谏的事情，却没有第二次的相关记载，在军事方面也是记载以司马懿的完胜而告终，战果是“俘斩万计”，这个战果并不了，如果是真的，诸葛亮毫无疑问是一次惨败了，而在《汉晋春秋》里面，诸葛亮的战果也只有甲首三千级罢了。
第二处是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时。
《晋书》里面记载的是：因谓诸将曰：“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亮果上原，将北渡渭，帝遣将军周当屯阳遂以饵之。数日，亮不动。帝曰：“亮欲争原而不向阳遂，此意可知也。”遣将军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备阳遂，与亮会于积石，临原而战，亮不得进，还于五丈原。
但在《三国志郭淮传》相关记载是：青龙二年，诸葛亮出斜谷，并田于兰坑。是时司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争北原，宜先据之，议者多谓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绝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堑垒未成，蜀兵大至，淮逆击之。后数日，亮盛兵西行，诸将皆谓欲攻西围，淮独以为此见形於西，欲使官兵重应之，必攻阳遂耳。其夜果攻阳遂，有备不得上。
也就是《晋书》将功劳都归于司马懿，至于郭淮就被无视了。
第三处是诸葛亮去世后。
《晋书》里面记载的是：与之对垒百余日，会亮病卒，诸将烧营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长史杨仪反旗鸣鼓，若将距帝者。帝以穷寇不之逼，于是杨仪结阵而去。经日，乃行其营垒，观其遗事，获其图书、粮谷甚众。帝审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为尚未可知。帝曰：“军家所重，军书密计、兵马粮谷，今皆弃之，岂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
《汉晋春秋》里面记载的则是：杨仪等整军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维令仪反旗鸣鼓，若将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於是仪结陈而去，入谷然后发丧。
《晋书》里面为了衬托司马懿的形象，结果却是反而打了自己的脸，前面刚帝以穷寇不之逼，后文司马懿就信誓旦旦的强调确定诸葛亮已死，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第四处是曹爽掌权司马懿称病后。
《晋书》里面记载的是：“爽、晏谓帝疾笃，遂有无君之心，与当密谋，图危社稷，期有日矣。”这句话个人认为纯粹是编者脑补的，很简单的事实，曹爽幽禁郭太后，是在司马懿称病之前，还是在司马懿称病之后啊，还遂有无君之心，早有了好不好。
第五处是高平陵政变时。
《晋书》里面记载的是：大司农桓范出赴爽，蒋济言于帝曰：“智囊往矣。”帝曰：“爽与范内疏而智不及，驽马恋栈豆，必不能用也。”
而《干宝晋书》里面记载的是：桓范出赴爽，宣王谓蒋济曰：“智囊往矣。”济曰：“范则智矣，驽马恋栈豆，爽必不能用也。”
这个记载感觉《晋书》的编者真心有没下限，直接把司马懿和蒋济名字换了，还要节操吗！
然后我们再看看司马懿子孙们以及晋朝一些将领在《晋书》里的记载和其他一手材料的不同。
第六处是在丘俭叛乱之时。
《晋书景帝纪》里面记载的是：“俭、钦移入项城，帝遣荆州刺史王基进据南顿以逼俭。”
而在《三国志王基传》里面是：景王欲须诸军集到，犹尚未许。基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则利，我得亦利，是谓争城，南顿是也。”遂辄进据南顿，俭等从项亦争欲往，发十余里，闻基先到，复还保项。
也就是实际上王基进据南顿是他自己根据当时局势自作主张的，他先前要求进军的请求遭到了司马师的拒绝，然而在《晋书》里面就变成了司马师派遣王基进军了，这个编者真当别人不看《三国志》吗？
第七处是关于甘露之变的相关记载。
《晋书文帝纪》里面相关记载的是：景元元年夏四月，天子复命帝爵秩如前，又让不受。天子既以帝三世宰辅，政非己出，情不能安，又虑废辱，将临轩召百僚而行放黜。五月戊子夜，使冗从仆射李昭等发甲于陵云台，召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出怀中黄素诏示之，戒严俟旦。
而《三国志三少帝纪》里面记载的是：五年春正月朔，日有蚀之。夏四月，诏有司率遵前命，复进大将军司马文王位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癸卯，大将车固让相国、晋公、九锡之宠。
也就是按照《三国志》里面的记载，是因为司马昭接受封公，担任相国之后，才发生了甘露之变，导致了曹髦去喝司马昭拼命，其结果是曹髦虽然死了，司马昭的封公和相国之位也没了。而《晋书》里面不仅隐去了这一段记载，还直接改写历史，认为当时司马昭没有接受封公，没有担任相国。
第八处是关于司马望的，在《晋书司马望传》中记载：“为征西将军、持节、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在任八年，威化明肃。”
然而根据《三国志》里面的相关记载，西元56年陈泰被调回洛阳，58年邓艾担任征西将军，司马望最多担任三年的征西将军，八年是绝对没有的。
第九处是羊枯和陆抗相交那一段。
《晋书羊枯传》记载为：祜以孟献营武牢而郑人惧，晏弱城东阳而莱子服，乃进据险耍，开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夺吴人之资，石城以西，尽为晋有。自是前后降者不绝，乃增修德信，以怀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与吴人交兵，克日方战，不为掩袭之计。将帅有欲进谲诈之策者，辄饮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吴二为俘者，祜遣送还其家。后吴将夏详、邵等来降，二之父亦率其属与俱。吴将陈尚、潘景来寇，祜追斩之，美其死节而厚加殡敛。景、尚子弟迎丧，祜以礼遣还。吴将邓香掠夏口，祜募生缚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降。祜出军行吴境，刈谷为粮，皆计所侵，送绢偿之。每会众江沔游猎，常止晋地。若禽兽先为吴人所伤而为晋兵所得者，皆封还之。于是吴人翕然悦服，称为羊公，不之名也。
祜与陆抗相对，使命交通，抗称祜之德量，虽乐毅、诸葛孔明不能过也。抗尝病，祜馈之药，抗服之无疑心。人多谏抗，抗曰：“羊祜岂鸩人者！”时谈以为华元、子反复见于今日。抗每告其戍曰：“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无求细利。”孙皓闻二境交和，以诘抗。抗曰：“一邑一乡，不可以无信义，况大国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于祜无伤也。”
而《汉晋春秋》里面相关记载则是：祜既归，增修德信，以怀吴人。陆抗每告其边戍曰：“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无求细益而已。”于是吴、晋之闲，余粮栖亩而不犯，牛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沔上猎，吴获晋人先伤者，皆送而相还。抗尝疾，求药于祜，祜以成合与之，曰：“此上药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得而服之，诸将或谏，抗不答。孙皓闻二境交和，以诘于抗，抗曰：“夫一邑一乡，不可以无信义之人，而况大国乎？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于祜无伤也。”或以祜、抗为失臣节，两讥之。
很明显《晋书》的立场太偏颇了，好事都是羊枯做的，实际上双方都是如此。
这里我总结了九处《晋书》中不合理的记载，虽然我只是粗略参考了一下《晋书》前面的部分内容，对于该文总体还无法做一个完整的评价，但在关于三国时代方面，我可以公正的一句，《晋书》在这方面的记载参考价值不大，因为它作为一个二手材料，很多地方直接与一手材料矛盾，立场偏向也过于明显，没有一本正史该有的严谨和细致，反而像一样随意的更改一些历史事实，这是无法原谅的。
注：我本人写的这些前文，很多都是在本书快完本之后写的，所以和文章的正文会有很多重复，这里提前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