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电厂从另外一个渠道接受了保护电厂的命令，南京资源委员会电业处处长兼西京电厂董事长陈中熙写来署名信，信中指出：“为了保障员工生活，务必保全设备及重要器材，等待解放军接收。”
鉴于电厂厂长陈光亚已经离开电厂南去，去前留信委托总工程师刘守学代管厂务。接到陈中熙来信，刘守学随于五月十七日召集各科室负责人和有代表性的职工在办公室召开了紧急护厂会议。刘守学在会上提议，成立“应变委员会”保护工厂设备、财产以及职工家属人身安全。与会人员一致同意并推举刘守学为“应变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会下设纠察队、消防队、供给组、通讯联络组、秘书组，进行护厂工作。泉荃被选为秘书组组长，秘书组实际上只有组长一人，具体协助主任委员对内对外的联络协调工作。
从五月十八日开始，古城市民就处于一种异常的亢奋之中，北方隐隐的炮声给市民们带来了无尽的遐想。有一顿没一顿挣扎在饥寒交迫中的贫民盼着他妈的国民党赶紧滚蛋，换一个党当政总比不换有指望。无业游民们唯恐天下不乱，憋着劲儿等着政权交接的空档闹腾一回。老实本分的人担心再出现民国十五年，西安被围困八个月人鼠相食那样的惨剧，祈祷双方千万不要在西安打起来害得百姓遭殃。南院门的富商大贾埋金藏银，随时准备逃跑。国军守军各打算盘，有的准备逃跑，有的准备投降，不一而足。整个西安古城风声鹤唳一夕数惊人心惶惶。
二十号上午九点钟，刚刚随同代厂长刘守学从城东北角西京发电所返回尚德路厂部的泉荃，接到了警备司令部的电话，说找厂长说话。泉荃把电话递给刘守学，刘守学接过电话问：“我是代厂长，请问你是——”
对方很客气：“我是警备司令部赵参谋，杨司令让我问问电厂的情况。”
刘厂长想也没想回答道：“请你们放心，电厂情况正常，三部发电机都在运转。”
对方叮嘱道：“很好，注意发电，不要停机。”
刘守学回答：“当然。”放下电话听筒，刘守学疑惑道，“胡宗南已经退往南山，据说撤退前有破坏西安的计划。警备司令部这时候来电话不让停机，什么意思？莫非杨德亮打算投降？”
“别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吧？”泉荃说。
“也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还是要提高警惕。”说着刘守学要通了发电厂的电话，命令厂纠察队长朱雀桥：“一定不要松懈，加强巡逻，不要让任何外人进入厂区。有什么情况立即向我报告。”放下电话，刘守学对泉荃说，“你现在到铁路局调度所去一趟，问问他们解放军现在到什么地方了，铁路上消息灵通。”
泉荃蹬上脚踏车飞快地向铁路局跑去，一路上除了看见零零散散的军警队伍慌慌张张跑过以外鲜有人迹，偌大的西安市仿佛变成了一座空城。泉荃赶到铁路局机务段时，蓦地看见三、四十名携带着炸药和爆破器材的国民党士兵在一个军官的指挥下，正在和守候在机务段门前的工人以及工人家属们纠缠在一起。工人家属有一、二百人，其中有不少是带着孩子、抱着婴儿的妇女，她们乱七八糟地嚷嚷着：“你们这些丧良心的，打不赢共产党，反倒来祸害铁路，要不要脸。”“你们也有爹娘娃伙，炸了铁路，我们老老小小的靠啥活嘛？你们这是杀人哩。”（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