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老爷子
董老爷子是我爷爷，个头不高，小眼睛，对人恭敬，话语不多，走路小步轻挪，后跟有点拖。他每天左手拄着铜头拐杖，右手把玩着一串佛珠，早晨练五禽戏，傍晚打太极拳，讲卫生，懂养生。
董老爷子是公私合营期间由天津投奔我父母的。据我母亲说，威风一世的老人家来时神情暗淡，一点不嫌工程局条件简陋、生活艰苦。他是放弃了上海、沈阳、大连、烟台、青岛等大城市优越的居住条件，坚持要到工程局与小儿子，也就是我爸爸同住。
考虑到老爷子的特殊身份，我们政治觉悟不是很高、但十分孝顺的老革命爸爸对他爹讲了三点意见：一是吃穿不能再讲究了，在“三反、五反”等等政治运动中有钱人都没日子过，所以最好装成个中农模样；二是不要在外面乱说乱动，以免招惹是非；三是工程局是流动单位，百年后金身只能就地埋葬，回不了老家祖坟。
老爷子对小儿子的要求满口应承。说一解放就不讲吃穿了，要回归劳动人民的本色；咱又不在外面干工作，就在家逗逗孙女，不与外人打交道，肯定不给你们惹事；哪里的黄土都埋人，死后就地掩埋不用铺张。
毕竟当了几十年大老板，老爷子虽然把水獭皮老虎皮的大氅改成蓝斜纹布面的普通劳动大衣，连毛领子都不敢外露，可他的一些习惯时不时会流露出资本家的习惯。对人谦恭有礼，让大老粗们觉得别样；手上把玩的物件多是别人没见过的；有时想方设法弄只烧鸡悄悄在屋里吃，都会被从门口路过的人看见或者闻到。
很快就有人悄悄问我爸：“你爹咋那么有钱？天天吃好的。”我爸说都是哥哥姐姐们孝敬老爷子的。
当时的工程局供养老人的家庭不多，主要原因是住房紧张。一排平房住了上十户人家，每户只一间或者一间半房，还有住半间的，这还要具有相当革命资历的人才能分到，资格不够的统统住集体宿舍。职工家属的吃、喝、理发、洗澡、看电影等等全部按人头供给，所以工程局对带家属控制的相当严格，就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也未必够资格。再说革命胜利了，翻身得解放的劳苦大众都在故土享受着胜利果实，愿意跟着革命子女养老的，不是成份不好、就是孤寡老人。
气度不凡的董老爷子颇引人注目。
毕竟是同一战壕里打拼出来的生死弟兄。汽车连很多人心里清楚这董老爷子肯定不是劳动人民，可是很长时间内、在各种政治运动中都有没人举报。大家自然而然地会想到：一个十四岁就提着脑袋参加八路，在枪林弹雨中沐血奋战了十几年的老革命的爹，哪能是反动派剥削阶级呢？在敌强我弱的年代参加革命就意味着赴死，哪个有钱人家会舍得让那么小的孩子打仗送死去？
直到有一天骤降暴雨，有人看见老爷子变戏法一样把铜头拐杖变成了一把雨伞，雨一停甩甩水珠一收又是一根拐杖，他十分惊奇地说给支部书记老三八听，老三八十分和蔼地找我爸了解情况。
老三八问：“你爹解放前到底是干什么的？好像不是农民啊。”
我爸说：“是吃劳金的。”
“吃劳金是什么职业？”
“就是给资本家干活的职员。”
“那也算劳动人民吧？”
“都是受剥削的，当然算。”
后来董老爷子再也没用过那根德国产的铜头拐杖。
大院外后排房子住了个老地主。他是土改后在老家实在没法生活了，走投无路之际投奔到水电局老革命女婿养活，成份不好自然多招女婿嫌弃，女儿嫌地主父亲重男轻女，没让她上学所以没有工作，也天在埋怨。老地主天天穿着黑粗布袄裤，打着绑腿，除了每天扫扫院子便无事可做。祖祖辈辈积下的一百多亩良田、十几口大牲畜一夜之间被共产了，家人四散飘零，自己还险些被镇压，老地主每每想起来就心有余悸唏嘘不已。在家里又不敢对女儿女婿提，遇到董老爷子后便有了倾诉对象。
每天一大早，在房山头一块僻静地方，老地主抄着手看董老爷子练五禽戏，冬天还帮着拿衣服和物件。练完了老哥俩就开始聊天，老地主痛心地说，董老爷子认真地听。几个月下来捻熟了，有一次老地主又在唠叨：
“可惜了我那一马平川一百多亩好地啊，年年打下的麦子几个仓库都装不下……”
适逢董老爷子陆续接到电报，在沈阳、大连、青岛、烟台的资产，公私合营清算时由于本人不到会，视为放弃，全部被充公了。老爷子心里正纠结难耐，对耳根充斥的地主唠叨不以为然，忍无可忍呵了声：
“你那一百亩庄稼地算什么？我的钱能买下整个莱阳县，还不是充公了？！”说罢拿过拐杖，手捻佛珠，小步轻挪踯踯而去。
老地主惊呆了，莱阳可是山东有名的大县、富县，能买下一个县的土地，那得多少钱啊。
老地主回家把董老头的话告诉了女儿女婿，意思是你们不要嫌弃我是地主，还有比我更大的地主呢，人家儿子媳妇都不嫌弃，天天爹冷爹热、好饭好菜地伺奉着。
地主女婿把老地主的话报告了老三八。
老三八说：“那是老人家在吹牛，组织上调查过，老董家兄妹五个都是解放前加入共产党的老革命，这样的革命家庭怎么会是大地主呢？”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文革开始后，地主女婿又把这一情况报告了造反派。那时董老爷子已经亡故，老三八也靠边站了。造反派组织人员调查了我爸。抄家前，我爸的战友已经透露了消息，我爸妈把家里爷爷奶奶和姥爷姥姥的照片、书信等可能惹事的东西全部悄悄地烧光了，金银珠宝银元全部砸烂扔进公共厕所，我爷爷的高级衣物早被我妈改成我们的衣服裤子。结果造反派什么问题都没查抄出来。
但是不久，我们全家被下放回山东原籍了。
董老爷子的资产是早年在山东贩粮食、贩布、开制鞋厂，积累了一定资本后，又闯关东开洋行、开钱庄、办炼铁厂，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走路小步轻挪就是早年挑粮食贩卖累出来的职业病。
据我姑姑们说，董家祖上世代中医，老爷子只读了两年私塾，后来家道破落。老爷子十二岁就给地主放牛，地主看他聪明能干又识字，提拔到家里打杂役，干了三天，餐餐吃地主一家老小的剩饭剩菜，这在地主家的顾工中是高级待遇了，剩饭是白面馍，剩菜里有鱼肉，一般顾工只能吃地瓜干或者玉米面就咸菜。可是老爷子回家说“受得了累受不了气，一定要吃上自己的饭菜。”从此奋发图强，从贩粮、贩布等小买卖做起，勤劳的接近自虐，俭省的近乎苛刻。
老爷子聪明好学，干什么都能学精，算筹中《数术技艺》、《算法统综》等都是自学而得，不要说“起五诀”、“九盘清”这些简单加减法，就是“隔位乘”、“九归古括”、“步田之法”、“一除得众商法”等复杂运算都无不精通。老爷子靠着聪明勤奋、加魄力、加运气，苦干苦挣大半辈子才积下了多处资产。
每年年终盘货时，老爷子都要现场表演一场打算盘绝活：“飞规”。从房梁上水平吊下一个红木大算盘，报帐的声音此起彼伏，老爷子精神抖擞、仿佛长了几个脑袋一样，双手左右开弓手，把算盘珠子打的山响，一上午盘下来，几个仓库的数字分毫不差。然后交待帐房，剩下的几处货，多少人、即使工夫慢点、多长时间内也可以轻松盘完。在这样精明强悍的老板面前，雇员们绝不能偷懒耍奸，夜以继日地盘完货，就发红包、欢天喜地过年了。
董老爷子为手下的经理配轿车，购洋楼，自己一家人住四合院，坐黄包车。一家老少外表穿戴很光鲜很体面，内衣都穿破旧的。最让我姑姑伯伯们痛恨的是，棉线袜子穿破了必须补一次，再穿破，要拿给老爷子过目，确认不能穿了才允许扔掉。生活中不能让人忍受的规矩就更多了，例如吃饭，老人不上桌坐稳谁都不能坐落，不许用筷子指人，小辈不许先动筷子、不许越界夹菜...食不言寝不语...
每当我爸和我姑姑们愤怒痛斥当年的陈规陋习时，我就猜测：除了我奶奶早逝无人管束外，除了被“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另一片自由天空所吸引外，不能自由自在地吃饭、说话，生活中规矩太多，可能是我父辈早年参加革命的重要原因。
勤俭节约、克己待人是董家的家风。
董老爷子在熬过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困境后去世。装敛时，我父母紧闭门窗，悄悄为他穿上老爷子自己早年置办的明朝官服，戴着他天天把玩的沉香木佛珠，躺在一口薄棺材里埋葬在甘肃的黄土地上。我家转走后，我爸不忍把老人孤零零留在荒凉的黄土高原，又专程到甘肃把遗骨起出，装在一口柳条箱里，千里迢迢送回山东老家与我奶奶合坟。
文革时我家祖坟被挖掘，我爷爷奶奶的遗骨被造反派们用铁锨扬散的满山遍野。半夜时，我的右派二大爷悄悄爬上山把遗骨捡回家藏了起来，一直藏匿到文革结束后才重新埋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