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远”号北退之际，清朝雇用运载北塘援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与装载着枪炮和饷银的中国运输船“操江”号，由西南海面徐徐驶来。
两国要开战了，还要向战地运饷银，真不知是如何想的。有钱花得出去吗？回头我会告诉你——花不出去。
前方的炮声早已停止，两船根本不知道中日双方已经发生了激烈交战。
“高升”于二十三日早晨从塘沽出口，装有北塘防军官兵1116人，还有行营炮十四门及枪枝、弹药等件。通永练军左营营官骆佩德、义胜前营营官吴炳文随船而行，李鸿章请来负责训练北塘防军的德国退役军官汉纳根，随队一起出征，也乘坐在本船上。统带官则为仁字军营务处帮办高善继。
高善继，宇次浦，江西彭泽县人。戊子科举人，保举五品衔知县。1894年春，看到国家处在多事之秋，正男儿挺身卫国之时，便去天津见李鸿章，自请投笔从戎，为国效命。不知为何，这次没有投成，据说是“话不投机”，也可能是李鸿章门槛高。转投直隶通永镇总兵吴育仁幕下，被留为仁字军营务处帮办。
这次增援牙山，高善继是自请赴前敌，受命辅助江自康带队同往。在江自康乘“爱仁”号出发后，高善继带第二批官兵，乘“高升”号出发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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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方伯谦称（我说的是据称）：“济远”号立即发出信号“我已开仗，尔须速回”。但是——
“高升”号在前，看到一艘军舰驶来，上面悬挂着日本海军旗，但下面还有一面白旗。
“济远”发了一个警报信号，但据“高升”号人员讲，还没认出的“济远”军舰，擦肩而过的时候，才匆匆降下了日本海军旗（估计是方伯谦才想起来吧），对这个举动，还以为是按海上的礼节表示敬意。
“济远”从两船旁边驶过，自顾自地向远海驶去。
“高升”带着疑惑，仍旧向前继续行驶，步步走向危险之中。
迎面，遇上了“浪速”和“秋津洲”。
“高升”号对面，是“浪速”。
“浪速”见是运兵的运输船，打出旗语，命令“高升”号停船。
自恃为大英帝国船只的“高升”号，起初还想仗势走人，没想到，日舰频频施放空炮进行武力威胁，只好按“下锚接受检查”的旗令，停下船来。
清军官兵反对停船，见英国船员接受停船命令，便控制了船长和船员。
清军最高指挥官、仁字军帮带高善继慷慨激昂地鼓舞士气说：“弟兄们，吾辈自请杀敌而来，岂可贪生怕死？今日之事，莫要惊慌，要听号令！”
此后，据记载，日舰为逼迫“高升”号随其返航，两次派出人见善五郎海军大尉登舰检查，并进行交涉。
舰长高惠悌有意按日军的命令行事，并试图说服清军将士对敌降服，但清军坚决反对，把他看管起来，并看守了船上的所有吊艇，不准任何人离船。
汉纳根告诉日军军官：“船长已失去自由，不能服从你们的命令，船上的兵士不许他这样做。军官与士兵坚持让他们回原出发的海口去。”
高惠悌倒也试图向日本人明确：华人拒绝“高升”船当作俘虏，坚持退回大沽口。还跟日本人讲了一通“国际法”：“高升”是一艘英国船，并且离开中国海港时尚未宣战，“考虑到我们出发尚在和平时期，即使现在已宣战，这也是个公平合理的要求。”
由于中国官兵不怕威胁，宁死不屈，日本人迫降不成，磨了几个小时，东乡平八郎已经决心下毒手。
至于后人所论，东乡与坪井因“会不会引起外交纠纷”而犹疑，反复请示商量了一会，而身为留英学生回来的东乡熟知“国际法”，认为不会有大的问题。
扯！
外交纠纷，那是外交官的事。
日本的外交是什么样子的外交？
从那个时候起，日本的“军事外交”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格局：或者外交官帮着打前站、点火，让军队去灭火，或者军队惹事，让外交官抹平，甚至军队还拿着外交官打掩护，以便发起突袭。
再说了，日军的胆量不是一日练出来的。只要当面占优势，还有谁他们不敢惹？
“英国人的学生”东乡平八郎断然下令：“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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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速”在距“高升”一百五十公尺处，突然发射一枚鱼雷，但没有命中。又用六门右舷炮瞄准高升，发炮射击。
当“高升”号将沉之际，高善继同士兵一起誓死抵抗，在浪速炮火的猛烈轰击下，没有其它方法，唯有用步枪勇敢地还击。
明知对敌舰基本没有任何杀伤力，这种还击，不如说是悲愤的表达，不屈的宣言！
这才是真正的“有心杀敌，无力回天”！
出师未捷身先死，在毫无抵抗能力的状态下，上千官兵白白付出生命，谁应该为此负责？
清军官兵视死如归，英勇战斗，直至船身全部沉没。
日舰为了报复，在击沉“高升”号后，还对落水的中国士兵进行了野蛮的屠杀，竟用快炮来向水里游的人进行射击。[《汉纳根大尉关于高升商轮被日军舰击沉之证言》，《高升号遭难遇救者之陈述》，《中日战争》（6）]
哪有半点日本电视剧所宣扬的“武士道”精神那么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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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升”沉没后，所幸，经过的和围观的外国军舰，对落水清军官兵进行了救援。
记载的有：法舰“利安门”号从桅杆上救出4人，德舰“伊力达斯”号运回11人，英舰“播布斯”号运回87人。事后，清政府对三国军舰舰长及有关人员授予相应的宝星奖章，以酬劳勤。
此外，有记载的还有两名士兵被俘，有两人凫水爬上孤岛，渴吸海水，饥食野草四十余日，才得以获救。
根据现存资料，可知“高升”号上的中国官兵共有45人遇救获生，其余871名官兵全部壮烈殉国。
“高升”外籍船员和工作人员中，只有1人得救，德国人汉纳根因水性好，自己游到了岸上。二副韦尔什、大车戈尔顿等5名英国人，以及舵工一名和船员56名，也都葬身海底，成为这场战争的无辜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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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在“高升”号后面几公里的是“操江”号。
“操江”先是忽然看见“济远”舰由一海岛后傍岸驶出，向西北而行。当“济远”驶近“操江”，并超过“操江”船头驶过，两舰相距仅八百公尺。
但是，如此近的距离上，“济远兵船原可帮助操江，乃并不相助，亦未悬旗通知。”[《弥伦斯致博来函》，《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
半小时后，日舰“吉野”尾随“济远”舰航向而来——由此可见，“济远”舰“腿短”，跑得还是挺及时的，与敌舰拉开了半个小时的航程。在这半个小时之内，“济远”除了径自跑路，竟什么也没有做。
“吉野”以全速疾驰，与“操江”距二千五百公尺处、大致并列位置的时候，“操江”急将龙旗降下，以表示没有交战之意。
“吉野”并未理会，追“济远”去了。
可能“操江”上的人以为没事了，但是，事实上是“吉野”的当前任务并不在这里，日本人的盘算是，一个小小的运输船，等击沉“济远”，再来处理也不迟。
接下来，“操江”惊恐地看见了日舰“浪速”截击“高升”号的一幕，顿时感觉不对劲，连忙转舵，调头向西驶离。
无奈，“操江”号只是个900余吨的陈旧木质小船，船速慢，秋津洲可是个刚刚建成不久的新家伙，所以很快便被追上。
据说管带王永发见“秋津洲”号越追越近，就要抽刀自杀，被旁边人劝住。
日舰逼近过来，截住了“操江”号，将官兵全部掳至朝鲜群山的日本舰队停泊地。
中国官兵8人被押往日本佐世保港，上岸之后，被日军押着游街示众，满城围观辱骂，最后被关到佐世保监狱，一年多后，才被放回，受尽了污辱。
万幸，命是保住了。
我们无法更多苛责他们。
“操江”号此来，本来就无异于一趟有去无回的“断箭”任务。
他们这次的任务是装载武器饷银，由塘沽出发，经烟台、威海卫开往牙山。
“操江”本是木质旧式炮船，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所造，舰龄已逾二十年，实际航速只有八节，是一艘真正的“老爷”舰了，虽装备五门旧式炮，但已实在难以胜任海战，所以干脆被改为运输舰使用。
如果是和平时期，或者随舰队行动，依靠军舰的保护，没有什么武装的老运输舰还能派上点用场。
但“操江”起航东驶时，时局已相当紧张，而舰队仍让这艘老迈的运输舰在无军舰护航的情况下独自出洋，相当于将其置于危险境地。
“操江”还是义无反顾地独自上路，快要驶近丰岛了，正好与由塘沽起航的“高升”号不期而遇，于是两船就一起同行，也算壮壮胆子吧。
没想到，这趟任务真的是到此为止了。
据说，惊慌失措之中，受船上洋人雇员的提醒，王永发烧掉了文件和密电码，本来还要将0万两饷银扔到海里的，未来得及。
本来……
我宁愿相信王永发危急关头，镇定地做完了以上工作。
可是，据后来日本披露的资料：丰岛海战后，日军从被俘虏的运输船上缴获的电报中，掌握了清军运兵的情报。
我翻资料查证才知，估计是有这么一份电报，丁汝昌所转。
是4日下午时，操江离开威海港，起航前，丁汝昌将一些文书交王永发带至牙山，本来是要交给牙山叶志超的。
结果，可以肯定是带给了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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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岛海面惨剧还在进行，战友凶吉未卜，肩负警卫保护（也许不能说是护航，因为李大人没有这么明确，也没有采取伴航行动）责任的方伯谦，只身一舰，独自回到了威海。
丰岛海战，“广乙”自毁，“高升”被攻，“操江”被掳。
还有一千多大清官兵生死未知。
这样的情况，作为指挥官，该当做何解释？
这一切，都被方伯谦巧言掩过。方伯谦用“济远”舰的伤痕，官兵的牺牲，证明了自己是与日寇展开了一场英勇绝伦的战斗！
电影《甲午战争》中，描述了这一幕。回到威海的方伯谦，对着舰队官员绘声绘色地讲述：
“我下令：左满舵，用尾炮连连射击。……”
引起满堂轰笑！
事实确是尾炮命中“吉野”。但，主动左满舵，却是掉头！
掉过头之后呢？
尾炮如此神勇。但方伯谦却没有乘胜倒车回去，攻击日舰，解救第二批清舰，而是一溜烟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当然，这是后人想象的。方伯谦说是说的“尾炮攻击敌舰”，估计没这么喜感，但也很生动。
打了败仗而不被惩罚，就要以谎言遮盖真相。
方伯谦那一套，按实情，根本不可能骗过北洋舰队的将帅们。
但丁汝昌却报告李鸿章，“风闻日本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
“风闻”二字，真是用词绝妙，为夸大其词做底，以备谎言被戳穿，还有托词。但……这样的词，竟然还能用在要求准确第一的军事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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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方伯谦逃脱了惩处。但真相却不可能永远掩盖，很快，就有人揭露了他的“老底”。
方伯谦，一名“优秀青年”，战前即洞悉国际局势，做出了“必有一战”的结论，也向李鸿章提出了“集中力量，与敌决战”的建议。
一旦遇敌，却成了“白旗管带”，并抛下同僚，放弃职责，一味逃跑。甚至他对“高升”、“操江”，也应加上负有“误导”责任这一项。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勇者。
后来，不断有人为其鸣冤，几年前，还试图从学术上，掀起一场“翻案”小高浪。但是，早有其他人的证言在先，岂是那么容易推翻的？
据当时随队乘“高升”赴朝鲜的教习汉纳根说：当他先在航行中看到一艘日本军舰时，“心中有些不安，但到现在看见这只日本船驶过我们的船时，以旗来向我们行敬礼，我们对于他们和平的意旨感到安慰”。[《汉纳根大尉关于高升商轮被日军舰击沉之证言》，《中日战争》（6）]“高升”船长高惠悌也加以证实：“我们将近丰岛的时候，掠过一艘军舰，它悬挂日本海军旗，旗上再挂一面白旗——这只船后来证明为中国战舰济远号。”[《高升号船长高惠悌的证》，《中日战争》（6）]
这说明，他们都把济远当作了日本军舰。
也证明，方伯谦肯定降下了大清国旗，升起了日本海军旗和白旗，由于伪装得太好，把大清运兵船上的外国船员都给“骗”了。
而且“日舰经过并敬礼”这一幕，显然使“高升”号的英国人产生了错觉。船长高惠悌和大副田泼林等“坚信该船为英国船，又挂英国旗，足以保护它免受一切敌对行动”。[《汉纳根大尉关于高升商轮被日军舰击沉之证言》，《中日战争》（6）]（未完待续）